太虚法师
一
1890年,太虚法师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的一户中产人家,一岁时作泥水匠的父亲病逝,五岁时年轻的寡母再嫁他乡,师由外祖母一手抚育成人。1901年夏,多愁多病的张氏步前夫之,仅二十八岁变夭逝了。太虚闻讯奔丧,“捧着她的头入殓,默默地落泪”。
外祖母周氏是虔诚的道教徒,女儿改适后,便带着外孙住进镇郊的一座小庵院,专意修道念佛。与大多民间信仰者一样,佛、道二教在她眼里区别不大,可以兼奉不悖。茹素诵经、烧香添油,除此生活别无内容。1897年秋,他随周氏参加的朝山团去九华山晋香,同行七八十人,往返两三个月,留下了深刻印象。
“船中每日作朝暮功课及念佛三炷香,我在此时即随同念熟了常诵的经咒。暇时,听一二老僧与外婆讲一路的古迹,及菩萨、罗汉、神仙的遗闻佚事……”
次年正月又同朝山普陀山,顺道在宁波的天童、育王、灵峰等名刹瞻礼。
因体弱多病和贫寒,师的正规教育只到“温读四书”、略有“文思”便嘎然而止,1904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师借故离开了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中止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告别故乡,孤身踏上前途未卜的出世之路。普陀山僧人行云流水般逍遥自在的身资,不可思议的神仙之境和神通……是的,魔幻般的未来隐然可见;揣着一年中私蓄下来的七八元路费,师想:该够用了。
这年五月,师礼平望小九华寺监院士达为师,于苏州木渎浒墅乡一座小庙剃度为僧,法名唯心。不久,随师往镇海玉皇殿的师祖奘年老法师,奘老替他立下了太虚这个表字。11月,师赴宁波天童寺受戒。“受戒前问年满二十否?教令答云:以满;明明打诳语,心中虽不谓然,亦只可随教答应。所以我虽受过比丘戒,始终不敢自称比丘”。师受八指头陀——寄禅和尚的赏识,受戒完毕,被介绍去宁波永丰寺读经学文。不久又往返于永丰、天童二寺间,或向寄禅请益向上宗旨,或于天台宗匠道阶法师座下听讲经纶。师思维敏锐,记忆力和悟解力出众,常被老法师们赞为法器。1906年,师16岁与圆瑛法师结为兄弟。二人相勉“各自立志,宏法利生,不可虚度韶光,甘居人后”,“愿得同究一乘妙旨,同研三藏玄文,同为佛过栋梁,同作法门砥柱!”。
1907年秋,圆瑛法师介绍师去西来寺阅藏。用师的话:此行“大有造于我的一生”。师先是凭兴致在大藏经中没有系统地胡乱抽阅,后经以为老法师指点,乃从《大般若经》开始循次研读。一日,不可言说的 某种宗教体验无声地降临了:
“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象,明照无边。座经书数小时如弹指顷,厉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部,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
师壮志盈凶,理论与理想初初汇合,立刻透出凌厉的锋芒。是年师与鼓吹反清革命的激进僧人栖云邂逅,接触到了《民报》《新民从报》关于革命抑或改良的政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诌容的《革命军》,大受感染。“初不捎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而已。”1910年2月师与栖云放舟南下,赴广州组设僧教育会。教育会因故未能成立,但以佛法、诗文为缘,与地方绅士及一批执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组织佛学精舍,讲经说法,名声渐隆。师开始著述,编撰了《教观诠要》、《佛教史略》,提出“世界时代”业已来临,必须融摄既变的政教学术新知,适时鼎革,以图世界化佛教的中兴与全盛。”,“人能宏道,非道弘人,历史第为
英雄之谱牒”,师与党人交结,参与密谋集会,俨然是出生入死的同志。师接任主持的白云山双溪寺,也由萧然梵刹变成了党人频繁出入的据点。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辛德秋水的译著不时出现在师的案头。一方面就这些不同的社会政治理论本身进行抉择,一方面是怎样以佛教的终极关怀予以贯摄。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师自料难免缉捕,急辞双溪寺主持,匿居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为几栖云被捕,从其身上搜出师的《吊黄花岗》七古诗作,官府发兵围白云山搜索未得。经交契的官绅名流为开脱,才得到了自行离粤可不追究的宽敕。“孤吟断送春三月,万事都归梦一场!护取壁间双宝剑,休教黑夜放光芒”轰轰烈烈的一年象梦一样破碎了。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万象更新。“余愤僧众之委靡顽陋,拟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摇撼而惊觉之。”同年师晋孙中山,得政府支持,师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会,师任主席,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观点,师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点,搞起改革,将大雄宝殿、禅堂、斋堂等佛教名词改为社会名词贴上了大礼堂、接待室、办公室、教室、食堂……等纸条,。结果其他法师坚决反对,并在市里各寺庙的支持下,向仁山法师一班人马展开围攻,仁山法师差点被打死。师和仁山法师跑到江苏省政府,从镇江市里领来一批人把领头闹事的青权和霜亭两位老和尚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监院荫屏回来后,冒雨连夜赶到上海,在哈同花园找到了宗仰大和尚,礼跪不起。经
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干预,放回老和尚,才告平息。师的改革由于时机不成熟,考虑不成熟,刚刚拉开一个序幕便陷于停顿。4月,师应寄禅之召参加中华佛教总会,协进会随之合并。
1913年3月,中华佛教总会正式成立,任命师为《佛教月报》主编。师呈议七条,提出佛教应采行集产制度,化私为公,个人不得传法收徒,以绝弊根。同时有增设”忏摩“、”异方便“等宗的建言,期令诵经礼忏、念佛往生等大众化信仰需求及实践的泛滥局面有所梳理。在服制止,亦率领自我革新,除袈裟直啜之礼服外,他项似不妨随俗,并以《佛教月报》为佛教革命运动正名。〈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抉伪披真》、《幻住室随笔》相继在月刊上发表。至九月,月报停刊。师开始自省曾为之倾付希望的种种政教学说,师怀疑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精神的颠沛中师决定暂息尘缘,入山再究佛法,以求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
二
师在普陀山闭关。将近三年,索居孤院,禁足不出每日恒定不易地坐禅、阅读、写作。
基于大乘八宗平导不二的理念,师坚持学佛应当先发济苦救世的菩提心,认为圆满的佛法精神是“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以了脱个体生死,离欲趋寂为侧重点的小乘意思,只是大乘的方便行而已。在<佛教人乘正法论>中师一本佛法不离世间的古训,纠除过去务臻玄远的空疏之病。师讨厌愚昧,也讨厌蹈空浮华的贵族习气;能够为人服务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佛法不是少数人避世寄生的工具,〈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列举仕成、政轭、戒弛、儒润、义丧、流六事,据史剖析。师写了〈破神执论〉、〈教育新见〉、〈论哲学〉、
〈论周易〉、〈论荀子〉等诸多论文及残篇,这年师26岁.
1917年立春,师走出关房。10月赴台湾讲学,东游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师对日本佛教现代发展中表现出的浓烈的多元化、世俗化气息颇为不满,大有过犹不及之慨。1920年,〈海潮音〉创刊。‘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引导现代人心正思。
俄国革命成功后,师敏锐地察觉到封建的寺院农庄经济终将成为新时代诟病,师将自己空言难行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在〈海潮音〉的连载中止,发表〈人工佛学之新僧化〉、〈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等论文。“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师提倡僧人自力,提倡僧人自治。针对一般学佛者或取相流俗、或执理废事的误区力阐“行为主义之佛乘”——“人间世无一非佛事”。赢得了相当的支持者,也树立了更多的反对派。上海、杭州、广州、北平、武汉三镇及苏皖各地,师奔走讲经弘法,名流政要皈依信护者颇多,道誉日隆。而誉之所至,谤亦随焉.
“沪上佛徒,大抵以谛闲,印光和我为中国现在三大派,冶开等。但我真心而行,对谛闲法师仍尊以前辈,初未意识及此种的分派。唯从民国八年起,我与欧阳渐突起为佛学界的双峰,则于九年唐继饶的赴滇亦可见之,此难免为向来追从谛闲、印光、冶开等僧徒居士们大生惊异。......世人于此种分派观念一直持续着。十九年后,似乎谛闲隐退了,由印光与我来对峙;二十年后,似乎印光隐退了,由圆瑛与我来对峙。到十年后,我的学徒们皆意识着此种的对峙,因此渐渐地尖锐了。”
1921年3月,师接任杭州净慈寺的方丈位,雷励风行地整顿寺规,革退腐人,气象为之一新。然7月,地方上的事诸住持往于官署,想请师离开。师上诉于平政院。大总统徐世昌颁赠了“南屏正觉”匾额一方;又有倪德薰、康有为等知名人力保。师返回净慈寺.师锐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结果如何,其情可叹。师的命运,好像永远要逆流而上。
1922年,师在湖北的弘法产生了效果,不少名流皈依座下,响应师的主张,师一提出办佛学院的主张,立即得到陈裕时、李隐尘、汤铭、胡瑞霖、王森甫等人的大力囊助9月,武昌佛学院开学,太虚法师任院长,梁启超任董事会董事长。
“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课程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参取禅林规制。早晚课诵,惟称念弥勒、回向兜率为异。”
武昌佛学院和同年由欧阳竟无开办的支那内学院,堪称近代佛教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奠基石。师在佛学院先后讲授了《教观纲宗〉、《三论玄要〉、《十二门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及因明学等多门课程,循循善诱,如母啸子。多年的斗争使师深深意识到,佛学院应成为造就弘法栋粱的大熔炉,而非——“照古人注解背讲不谬,”“或听记经中一二则因缘,向人夸述而已”的经法师的“养成所”。张宗戴、宁达蕴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骨干,随着中西文化讨论的展开,他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现代意蕴,皈信佛教,在北京发起新佛教青年会,编行《薪佛化旬刊》并到武院求学。师因势利导,令他们推行佛化青年运动,改新佛教青年会为佛化新青年会,编《佛化新青年》。得到胡瑞霖、
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黄炎培、江亢虎等各界著名人士的支持一批知名的法师长老也联名通电予以首肯。至此,以师为核心,以武院为大本营,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为宣传媒介,以佛化新青年会为激进先锋,全国规模的佛教革命运动声势初具,成效可观。
1924年6月,武院第一届学生毕生。杏林初成,原为可喜,而新的矛盾却同时暴露出来。门下以张宗戴,宁达蕴等人为中间的“太虚左派”革命情绪高涨,言行激烈,今诸山长老渐惑不安。其时佛化新青年会已在全国十余省市陆续设立分会,会员达数千,奉师为导师,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为号召。一方面致力宣传协学等实践,一方面屡屡向"守旧"长老施压,要求僧界洗心革面。最后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以快邮代电,提出“八大使命”。散布传单诋讦印光法师、谛闲法师、范古农、马一浮这样一来,全国震动,争激成轩然大波。10月,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停顿。次年密教渐兴,武院部分院董及师的弟子、学生信仰渐移,趋于神秘,对改革事业的兴趣和支持减
弱,师不禁,萌生颓意。新生开学未久,10月底,师忽然招集全院员生,宣布院务交人代行,留函院董会辞职,半小时后即搭轮船离开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