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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佛教与大乘

部派佛教与大乘

「大乘」是Mahayana(摩诃衍)的译语,意为大的交通工具(车);「小乘」是Hinayana的译语,意为「小的交通工具」,而且Hina原意为「被丢弃的」,也有「卑下」、「劣等」的意思,所以Hinayana(小乘)是一种轻视的称呼,大乘教徒轻视部派佛教,所以才会这样称呼他们。换句话说,不可能有某个佛教的教团自称「小乘」。

大乘教徒所称的「小乘」,不知道是指整个部派佛教?还是指其中一部分?从《大智度论》等看来,其中所破斥的似乎专指毗婆沙师,亦即说一切有部。事实上,有部似乎真的被视为是小乘的代表,这件事也可以从大乘经典中广为确定,但是不知道大众部和上座部是否也被包括在「小乘」的范畴内?


另一方面,法显的《佛国记》将印度佛教分为大乘、小乘、大小兼学三者,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照后发现,法显似乎把部派佛教都理解为小乘佛教。玄奘《西域记》中的理解也和法显一样,他称有部为「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称正量部为「小乘正量部法」,称大众部系的说出世部为「小乘说出世部」等,都冠上「小乘」的名号。

此外也有不冠上部派名称的,大多说「小乘法教」、「习学小乘」。不过有三处提到大众部、两处提到上座部时,只译为大众部法和上座部法,没有冠上小乘一词,但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有五处提到锡兰上座部及其系统的上座部时,使用「大乘上座部」的语词。锡兰在当时盛行无畏山寺派,可能传入了不少大乘教理。

而现在的锡兰佛教属大寺派,无畏山寺派被排斥,但是如果详细看大寺派的注译文献就会发现,仍有不少和大乘教理共通的地方。因此,玄奘称锡兰系的上座佛教为「大乘上座部」,似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玄奘似乎没有把所有的部派佛教都视为小乘。不过只将大众部系的说出世部冠以「小乘」一事,显示大众部系也被包括在小乘的范畴内。但在说出世部的佛传《大事》中,有许多具有大乘精神的思想。

接着,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没有明确区分大、小乘。首先,在日常衣食住的生活形式方面,因为大乘和小乘的出家者都受持《律藏》的戒律,过着三衣一钵的生活,所以看不出大小之别;此外大小乘同样修持四圣谛。只是其中特别提到,「礼拜菩萨,读大乘经者」,即是大乘,否则为小乘。而且虽说是大乘,也只提到中观和瑜伽行这两派。义净大多住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所以七世纪时,那烂陀寺的佛教可能没有明显区分大小乘。  


在玄奘和义净的时代,大乘佛教方面已经进入中期,所以如果以他们的记述当作大乘兴起的初期时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不过就大体而言,可以认为以有部为中心的部派佛教被称为「小乘」。和大乘、小乘的用语比起来,「菩萨乘和声闻乘」的用语更早。后来此一菩萨乘成为大乘,声闻乘的称呼变成小乘,然而此一声闻乘也可视为是指部派佛教。

大小乘的意义:大乘、小乘的「乘」是就教理而言。经由实践教法,能够从迷惑的此岸渡到觉悟的彼岸,所以把教义比喻为交通工具。大乘佛教和部派佛教在教理有不少歧异之处,但对立为大、小来称呼的根本理由,大抵是自利和利他的差别。大乘佛教是「经由救济他人,自己也被救」的自利利他圆满之教,大乘所说的六波罗蜜的修行,显示出如果没有利他而自利的话,就不成立;这是由于相依而成立的缘起世界的道理。


相对于此,有部和上座部的教理以个人断烦恼得解脱为修行目的;然而如果得到解脱,认为「应作已尽」,唯有入般涅槃,并没有把救济众生一事,视为完成修行的必要条件,即使自己得到解脱,也不出来救济众生。这是因为声闻乘是「弟子佛教」,全然依他人学习,没有从学习的立场转换为教导的立场。所谓声闻,就是「学习者」的意思,同时也和部派佛教在解释缘起时,把相依的法理解为固定的、有自性的有关。

实际上,声闻乘也在作师徒传授教法的事,也宣说教理和法。但在教理中,利他并不是必要条件,这一点可能就是被称为小乘的基本原因。相对于小乘的是弟子佛教,大乘则是以自己成为教师为理想的佛教,是以声闻之师的佛陀为理想的、成佛的教说,于是便成立了一方面自学、一方面教导他人的佛教,这也就是大乘。


成佛之教的基础,是以相信自己具备可以成佛的素质为前提,称呼自觉具备「可以成佛的素质」的人为「菩萨」。这是效法佛传文学中称释迦佛的前身为「菩萨」。照这样说来,大乘就是菩萨之教(菩萨乘)。而且不只自己,他们也相信所有的人都有成佛的素质,因而发愿也要使他人有这个自觉。在大乘教理中,引进了「利他」此一必然的契机,由此发展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教理。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到,相对于小乘佛教是隐遁的僧院佛教,大乘佛教是与世间关系密切的在家佛教。

由于以上的差异,大乘与小乘各自发展出不同的教理。相对于小乘将涅槃理解为「灰身灭智」,认为是最后的目标,大乘则主张「永不入涅槃的不住涅槃」,文殊、普贤、观音等都已经具有成佛的能力,但是他们不成佛而继续救度众生。大乘并且宣说如阿弥陀佛和久远的释迦佛,都是永不灭度以救济众生,示现入涅槃只不过是救济众生的方便,实际上并没有入般涅槃。

为了使这样的教说成为可能,大乘深究‘空’的思想,在中道及缘起思想方面,也展现出和部派佛教不同的解释。在佛陀观方面也有法身、报身、应身之分,逐渐宣说与小乘不同的佛身论。关于修行次第,认为是为了成佛的修行,所以宣说了的十地、四十二位等修行阶位,和声闻弟子修行组织的四道、四果,次第完全不同。同时,为佛陀所救济的教理方面,也出现了救济恶人和意志薄弱者的他力易行教理,此一「救济佛」的观念,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在小乘佛教中看不到。关于大小乘的区别,详细说的话,还可以举出很多,可以说,其根本差异在于自利利他圆满,与全然偏向自利。

如今还无法知道大乘佛教自何处兴起。但大体看来,应该可以说有三个源流:第一是从部派佛教发展出来。历来,一般认为大众部发展后,成为大乘佛教,但大乘佛教出现后,大众部还是存在,所以很难认为大众部消逝于发展之中,成为大乘。但大众部的教理有与大乘佛教共通之处,可见大乘兴起时,大众部有给予过影响。但同时不可忽略,大乘佛教也采用有部、化地部、法藏部等上座部系教理。尤其大乘经典广为采用有部教理,此外经量部的教理也给予大乘佛教很大的影响。因此,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教理关系并不单纯。

第二是佛传文学,所谓的「赞佛乘」流派。一般认为,佛传文学可能起源于部派佛教,然后逐渐发展出超越部派佛教的思想。可以说,佛传文学的思想鼓吹了大乘佛教的兴起。第三是佛塔信仰。佛灭后分佛骨,于中印度建立的八座佛塔,逐渐聚集了信徒的信仰,形成昌盛的佛塔信仰,之后阿育王也在各地建塔,于是佛塔信仰就一直很盛行。所以也可以认为,大乘佛教是从此一佛塔信仰发展起来的。大乘经典本身没有提到大乘佛教发生之前的状况,所以大乘的起源问题,仍然不出推论的成分。

部派佛教与大乘:如上述,部派佛教虽然被称为「小乘」,成为大乘所否定的对象,但也在各方面影响着大乘佛教。首先,有部教理影响大乘佛教甚巨一事,可以从唯识教义和有部思想有许多共通点知道。更早的《大智度论》中,也大量引用有部教理,而且《大品般若》也采用有部教理。此外,大乘经典采用了有部、化地部及法藏部的「十二部经」,而且犊子部的「五法藏说」也为《般若经》等所引用。这些都充分表示,大乘经典的作者研究过部派佛教的教义。

然而,某些教理的类似之处,并不意味该部派的出身者著作了大乘经典。尤其在思想立场上离大乘最远的有部教理,却受到大乘经典的大量采用一事,便可以证明。不过不可忽视的是,在思想上,大众部和大乘佛教相近。在《异部宗轮论》中所宣说的大众部的教理,整理得最好,这是有部论师世友的著作,偏见较少,也完整地记述其他部派的说法。


其中,大众部系的大众、一说、说出世、鸡胤等四部的本宗同义中,有佛陀论、菩萨论。其中所说的「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和有部的佛陀观不同,十分接近大乘佛教的看法。此外所谓「佛以一音说一切法」,这是《婆沙论》中引述分别论者的说法,经《维摩经》引用而出名。再如「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诸佛寿量亦无边际,佛化有情令生净信无厌足心」等观点,和大乘报身佛思想切近,可见与大乘的关系颇深。

另外,大众部系的菩萨论中叙述,「一切菩萨不起欲想、恚想、害想」,并说,「菩萨为欲饶益有情,愿生恶趣」。这是所谓的「愿生说」,和有部的「业生说」相异,近于大乘佛教。其次,大众部有「心性本净,客尘烦恼」之说,「心性本净说」也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教理。但不只大众部提倡「心性本净」,《舍利弗阿毗昙论》中也有,分别论者也主张,而且《巴利经藏》中也曾出现;所以不能说是大众部的创见。


但在佛陀观方面,确实可以说,大众部的见解接近于大乘思想。但是在教团史上,却不清楚大众部教团和大乘教徒之间有何关系?因为有部的教理被大乘佛教广为采用,所以在教团史方面,比思想上更难确定大众部教团与大乘教徒之间有什么关系。
摘自平川彰《印度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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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传文学

大众部系的说出世部,所传持的佛传《大事》中,有「十地」的说法,一般承认这和《十地经》等菩萨十地阶位说有关,这也被视为是大众部和大乘佛教有关连的一项证明。但《大事》与其他佛传类一样,似乎都采取超部派的观点。

法藏部传持的《佛本行集经》最后记载,此经大众部名为《大事》,有部名为《大庄严》,饮光部名为《佛生因缘》,法藏部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化地部名为《毗尼藏根本》,这显示出诸部派中有共通的佛传。

但以现存的型态而言,大众部的《大事》与法藏部的《佛本行集经》,以及可能出自有部的《方广大庄严经》等,谈不上完全相同,《大事》尤为歧异,总之在初期,佛传文学者并没有超越部派来作结集。


一般认为,「文学」的理想状态应该超越部派立场。如《佛所行赞》的作者马鸣和有部关系密切,但另一方面也被指出与多闻部、鸡胤部、经量部、瑜伽行派等都有关系,难以断定他属于特定的部派。所以一般认为,把他和摩咥里制咤等同列于赞佛乘一流,较为妥当。

摩咥里制咤的生存年代,被推断为西元二世纪到三世纪顷,是继马鸣之后的佛教诗人,他所著的《一百五十赞》、《四百赞》都是很伟大的诗,广为印度人所喜爱。他在这些诗中赞叹佛陀,在「佛陀接近于肉身佛陀」的观点方面,符合有部的说法,同时他说到佛德无量、智晓一切、心无边际等,则近于大乘的佛身论。此外也可见到赞叹大乘的语句,宣说六波罗蜜和空观的部分,也与大乘的教理一致。因此最近有人认为,摩咥里制咤属于大乘佛教的中观派。

当一心一意地赞叹佛陀、强调归依佛陀的诚信时,就会采用超越佛法教理的文学表现。一般认为,这就是促使佛传文学发达的诗人和宣说部派佛教教理的论师,立场不同的地方。「赞佛乘」一词也见于《法华经》,但梵本并无相当之词。其实在《大毗婆沙论》卷七九中,就批评分别论者宣说「一音说法」之偈,可以视为是指被排斥为「赞佛颂言多过实」的作赞佛颂的诗人之流。

佛传文学和赞佛乘虽可视为同一系统,但这里要简单地检视一下,马鸣以前的初期佛传文学和大乘佛教的关连。佛传文学似乎是从《律藏》发展出来的,首先,在《大事》的开头说到,此《大事》收录于说出世部的律藏。而且《大事》的名称,相当于巴利律大品第一章大犍度。在巴利大犍度中,一开始就叙述佛传,与《大事》文章相合的部分,早已被证明过了。一部分佛传文学被增广后,脱离律藏独立,就是佛传《大事》。与此相当的,还有化地部所称的《毗尼藏根本》,显示这些佛传一开始都是从律藏而来的。

《律藏》中制戒的因缘谈和训诫破戒的教训譬喻发达后,包含在律藏中的「佛传」被增广,脱离律藏而独立一事,正是因为它和因缘、譬喻的意图不同。被佛传文学采用的部分,可能是为了要寻求佛陀成佛的因缘,了解得以成佛的修行。一般认为,在探讨「佛陀走上什么样的路程而成佛?」「其间作了哪些修行?」等问题时,发展出了赞叹佛陀的文学。在这点上,佛传文学和本生经属于同一系统。因而,佛传文学与《律藏》并没有必然的关连。一般认为,也许是律藏中的佛传偶尔被探讨成佛因缘者所采用、利用,于是成为佛传文学的核心。  


现存的佛传类方面,如《大事》属大众部系的说出世部,《普曜经》、《方广大庄严经》属有部系统,也有「如来藏、清净法界」等语。但现存的《方广大庄严经》则完全是大乘经典,受到后世的很多改变。《佛本行集经》属法藏部等分属各部派,不过这些在内容方面,超越部派的共通性很大。此外还有《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异出菩萨本起经》、《佛本行经》、《佛所行赞》等,所属部派不明,不过《太子瑞应本起经》可以认为属于化地部系统。

总之,这些佛传类从名称上就可明白,是以成佛的「本起」、为了成佛的「本行、所行」为重点,探究佛陀在成佛之前做过什么。所以成佛以后的记载,就很简略且不完整。这些佛传内容共同的部分,首推释迦菩萨从燃灯佛处获得授记当来作佛。当时,菩萨是婆罗门青年,名叫善慧、苏米达等,名字由于版本而不同,总之,接受授记成佛一事,便是他修行佛道的出发点。所以谈到成佛「本起」时,一定要追溯到这部分的探讨。由此发展出来的故事叙述,婆罗门青年向一名女子买了五枝花献给燃灯佛,并以自己的头发覆在泥地上让燃灯佛踏行而过,此时发起当来作佛的誓愿。也许此一「燃灯授记」,就在佛传文学者之间逐渐传说开来。

此一授记的思想在大乘佛教中,当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释迦菩萨从燃灯佛获得授记一事,大乘经典屡屡提及。但是授记之前的释迦菩萨是什么样子呢?之后自然又成了重点。于是往前再追溯上去,就逐渐宣说了自三阿僧祇劫之前开始的修行。佛典中宣说,菩萨得到授记之后,修六波罗蜜行。佛陀为了成佛,必然有不同于声闻、独觉的修行,以成佛本起为主的人当然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和声闻、独觉不同的、为了成佛的修行方面,就立了六波罗蜜;故一开始,此六波罗蜜可能流传自佛传文学作者。


在巴利藏的本生因缘谈中,就成了十波罗蜜,可能是后世增广。此外《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记载,有部宗内有四波罗蜜说与六波罗蜜之说,而有部以四波罗蜜说为正统。但佛传类却毫无例外地,都说六波罗蜜。此六波罗蜜说为大乘经典所采用一事,自然毋须多言。总之为了成佛,必然有和弟子不同的、佛独自的修行方式,这就是六波罗蜜,这大概是佛传作者想出来的吧!

其次,关于菩萨直到成佛为止,需经过那些修行阶段?佛传文学中可以看到「位登十地,在一生补处,近一切种智」的定型句。菩萨经过修行阶段中的「十地」,完成修行后,便位于「一生补处」,此事佛传作者们清楚地知道。唯有《大事》细说此十地,其他的佛传类只说「登十地」。换句话说,其他佛传类中没有详细说明十地,但是佛传作者似乎十分详熟其内容。此十地的思想为大乘经典所继承一事,自不待言。

又,「一生补处」(次生补佛位之位)的思想,也谈到将来成佛的弥勒菩萨,无法决定这一思想首先用于释迦菩萨或者弥勒菩萨。佛传文学方面,若要详说的话,还有可以讨论之处,不过上述各点是佛传文学的特殊性质,而且是大乘经典明显继承的思想。一般认为,释迦菩萨下降至兜率天,以白象之形托生摩耶夫人的母胎等说法,即所谓「八相成道」(降兜率、入胎、降诞、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灭)等传说,应该也是在佛传作者之间成立的。

  
佛传文学和大乘经典虽有如上的密切关连,但不要忽略它们在本质上的差异。亦即,佛传文学探讨重点的菩萨,是已经授记、决定成佛的菩萨,其实是认同现实中的佛陀,并研究成佛之因的菩萨状态。《大事》等认为「同时多佛出世」,所以菩萨也是多数的。但这些菩萨都是已经决定当来成佛的菩萨。相对于此,大乘佛教中所说的菩萨,只是指发菩提心的菩萨,当然尚未决定成佛,是既没有接受授记,也会退堕的凡夫菩萨。

大乘经典固然说普贤、文殊、观音等大菩萨,但同时也叙述一些连名字也没有的菩萨行者。这类无名修行者发起菩萨的自觉一事,无法溯源自佛传文学中的菩萨行赞叹,必然存在其他原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佛传文学与大乘经典虽有密切的关连,但同时,其本质却截然不同。

本生经与教训譬喻:在此简单叙述与佛传文学有关的本生经和阿波陀那(譬喻)。《大事》的全名是「大事教训譬喻」,本生和教训譬喻在佛传文学中极难清楚区分。这是由于教训譬喻在经年累月的述作过程中,随着时代而改变了意义。本生经和教训譬喻都属十二分教,最初的成立很早。如《阿含经》中的《大本经》,已有教训譬喻存在。十二分教之一的教训譬喻大多译为「譬喻」,也可说是「教训譬喻」。


阿含经定型之后,教训譬喻便逐渐被独立述作,属于巴利《小部》的《阿波陀那》便是这一阶段的作品。后来陆续有各种教训譬喻的着作,但形成譬喻文学盛况的经过则不得其详。总之,现存许多教训譬喻大多公认是西元前后的作品。上述的《大事》以外,《撰集百缘经》、《天业譬喻经》、《须摩提女经》等,其著作年代也历经很长的时间。这些似乎脱离教训譬喻的原意,发展成为「故事文学」的一环。

其次,本生经属于九分、十二分教之一,可见其成立得十分早。巴尔胡特栏杆上雕刻有本生图,附有本生铭文的就有二十种,所以西元前二世纪,本生经就已成立,其后著作了许多本生。本生经是释迦的前生故事,但它的题材大多取源于古来的印度寓言,所以内容和教训譬喻相同处颇多。以本生为名的作品中,巴利的《伽陀》可以说最完备,其中收录了五四七个本生经。


汉译有《生经》五卷,另外内容相同的,有《大庄严经论》、《撰集百缘经》、《天业譬喻经》、《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菩萨本行经》、《僧伽罗伽所集经》等多种。此外《六度集经》及《菩萨本缘经》等,是将本生改写为大乘风格的作品;《大智度论》所引用的本生经也具有强烈的大乘色彩。

因此,根据这些本生经似乎可以认为,大乘思想是从本生故事发展出来的。但《六度集经》中含有比《般若经》晚出的经典,所以要慎重地考虑具有大乘色彩的本生,以及初期大乘经典成立时间,这两者的前后顺序。

佛传文学、本生经、教训譬喻之间,虽然难以明确区别,不过似乎可以推断出,这些故事文学的作者,在大乘思想的兴起中发挥了某种作用。重点在于,他们以何种方式营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与什么样的人接触?如果能够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在阐明大乘思想的起源上就大有助益;但遗憾的是,从本生经及佛传文学中,似乎无法获得这部分的线索。

此外在「譬喻」方面,也有名为「乌播磨」的譬喻。《百喻经》和《贤愚经》等相当于这一类。佛教自原始佛教以来就擅于利用「比喻」。一般认为,譬喻者的譬喻可能就属于这一系统。《大毗婆沙论》引用、介绍了许多譬喻者的教理,但也有人认为,譬喻者后来成立为经量部,所以譬喻者的实际情况不详。


这一系统中著名的有童受(鸠摩罗逻多),著有《喻鬘论》等。一说他与龙树同时代,但《大毗婆沙论》并没有引用他的著作,所以他可能是《婆沙论》成立以后到《成实论》成立之间的人。《成实论》引用了他的诗,中亚发现的梵语断片中有《Kalpanamanditika》,为童受所作。但其内容与汉译的《大庄严经论》一致,而汉译本却是马鸣所作,因此引发了学者间的争议。
摘自平川彰《印度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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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信仰与大乘

在探讨大乘思想的兴起时,不能忽视佛塔信仰。因为以《法华经》、《阿弥陀经》为首的许多大乘经典中,都很重视佛塔信仰。大乘佛教中重要的「救济佛」信仰,可说是源自佛塔信仰。而部派佛教所认为的佛陀,主要是「法的导师」的佛陀。

在部派佛教,佛陀所说的「法」十分重要,经由实践这个法而获得解脱,此外并没有说其他的解救之道。因此在部派佛教中,纵然认为佛陀超乎常人,但并不认为他是救济众生的佛陀,只是赞叹佛陀的难行能行。因为部派佛教是以出家为中心的佛教,是重戒律的佛教,所以也是以法为中心的佛教。

相对于此,大乘佛教本来便以在家为中心。早期的大乘经典已经宣说以在家菩萨为中心的教理,之后大乘固然也成为以出家为中心的佛教,这是由于在家佛教逐渐转变成出家佛教。在家者无法严守戒律、切实修习禅定,无法按照佛陀所教的法去实践,但是如果还是希望得到救济的话,除了仰赖佛陀的大慈悲外,别无他法。


可以说,相对于出家佛教是「以法为中心」的佛教,在家佛教则必然是「以佛为中心」的佛教。为了顺应这种在家宗教的要求,便出现了宣说佛陀救济的教说。换句话说,逐渐宣说阿弥陀佛信仰,以及宣说像「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的《法华经》的救济佛。

但是虽然谈到在家佛教,如果没有任何根据地的话,便不可能发展教法;而且如果没有师徒交流的场所,也无法期望教法能流传后世。如果在家教团真的附属于部派教团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接受部派教团的指导;但是在家者很难同时又接受部派教团的指导,又发展出独自的教理。


换句话说,如果在家者要独自发展「以佛为中心」的佛教,他们就不一定要附属于出家教团、接受他们的教导。因此,如果有发展出以佛为中心的教理的在家教团,他们应该是独立于出家教团之外,自己研究教法、从事修行、发展教理,接着再流传于后世。产生这种教法的场所,应该可以推断是在佛塔。

第一、佛塔在本质上就是在家信徒的。根据阿含《大般涅槃经》,佛陀即将灭度时交待阿难,出家弟子毋需参与处理佛陀舍利的仪式,其遗言为:「汝等当为至善而努力」。至于佛陀的遗骨,「有信心的婆罗门及贤能的居士当供养如来舍利」。佛陀入灭后,负责处理遗骸的是拘舍罗的末罗人,而分骨于中印度建八舍利塔的,也是在家信徒。佛舍利和佛塔一开始都是由信众护持、礼拜。


同样地,《大般涅槃经》也记载,佛的诞生地蓝毗尼,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地鹿野苑,入灭地拘舍罗,在佛灭后被尊为佛陀的圣地,在这些地方建有圣庙,并有人到这些圣地朝拜。因此应该可以认为,佛塔信仰始于在家信众,其后根据传统,由信众护持。即使在现在,缅甸的佛塔也是由信众组织委员会负责管理,比丘不参与。

传说阿育王也建立了许多佛塔,现存佛塔的遗构中,最古的部分有不少可以追溯到阿育王时代。中印巴尔胡特和桑其,还有塔克西拉的法王塔等佛塔的起源都很早,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二、三世纪。之后,到了西元前后,十分盛行兴建佛塔,直到近世才被挖掘出来的古碑文,几乎都和佛塔有关。而且佛塔本来是信众所建立、护持,但礼拜、护持的,却不只是在家信者。因为出家的比丘、比丘尼等也礼拜、信奉。

巴尔胡特和桑其的佛塔中,石柱、栏杆、墙帽上所刻的捐赠者名称,除了在家的善男信女外,也可以看到不少比丘、比丘尼的名字。没有财物的比丘、比丘尼要捐赠栏杆及墙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从这里也显示出,出家者对于供养佛塔的热心。从西元前后起,部派教团的寺院中已经建立佛塔,比丘的精舍与佛塔并存,以供养佛塔;不过这应该是因为僧团外盛行供养佛塔,所以僧伽佛教将之引进,此事有种种证据证明。

例如锡兰上座部自古就在寺院中兴建佛塔,但这一派所传持的《巴利律》对佛塔并未作任何说明,这就表示,巴利上座部本来并没有供养佛塔,巴利律编定后,巴利上座部才引入佛塔崇拜。其次有部的《十诵律》和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已经提及佛像,但它如今固定的型态是在巴利律之后,因为佛塔供养引入僧团之后,律藏才固定下来,所以才能将关于佛塔的措施列入律藏。但在这二派律藏中记载,必须区别塔地和僧地,塔物和僧物也区分开来,禁止混用,以塔物供僧用的比丘,犯波罗夷罪。可见佛塔虽包含于广义的僧团中,但仍然独立于僧伽之外。

其次,法藏部的《四分律》及化地部的《五分律》中,采取「僧中有佛」的立场,在僧地中兴建佛塔,但仍有区分佛物和僧物,规定僧伽不能分享布施给佛塔的东西。于是在制定教团法的律藏中,佛塔也独立于僧伽之外。然而自《异部宗轮论》中发现,法藏部主张「供养佛塔得广大果」,但大众部系的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化地部等主张「供养佛塔不得大果」。此制多山部的碑文在南印度的阿马拉瓦提发现四种以上,不可能与昌盛于西元四世纪的阿马拉瓦提大塔没有关系。


不过制多山部认为,供养佛塔的果报很少。《婆沙论》及《俱舍论》也说,即使布施塔庙,果报也很少。因此部派佛教虽然也供养佛塔,但僧伽和佛塔并没有合并在一起,可以看到不欢迎信者供养佛塔的言词。这表示僧团佛教确立后,佛塔信仰进入僧伽,也表示部派教团不希望佛塔信仰盛行。因此,可见除了被包含在部派教团的佛塔外,还有不属于部派、由信众团体独立经营的佛塔。此事从近代挖掘出来的许多碑文中,不记部派名的佛塔碑文比记部派名的佛塔碑文多,也可推知。

此外供养佛塔时,使用花、香、幢、幡、音乐、舞蹈等。在佛陀的葬仪中,拘舍罗的末罗人也用舞蹈、音乐、花、香等,尊敬、崇拜、供养佛陀遗体之后,才进行火葬,此事详述于《大般涅槃经》。出家佛教禁止在这样的法事中,使用音乐、舞蹈;比丘两百五十戒和沙弥十戒中,明白禁止从事娱乐活动,因此很难想像部派教团中,音乐、舞蹈、戏剧,或是美术、建筑很发达,这些与肯定现世、想要从现世解脱的部派的出家佛教思想相矛盾。


此一与佛塔供养有关而发达起来的音乐、舞蹈、艺术等,被大乘佛教采用而蓬勃发展。合并音乐和舞蹈的伎乐等,便与大乘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和日本。从这一点可知,佛塔供养不是部派教团的产物。佛塔信仰不只是信仰而已,也包含了在教团方面,发展为佛塔教团的契机。一般认为,佛灭后立刻形成的佛塔信仰,受到信众的护持,逐渐兴盛起来,各地相继建立佛塔,信众和朝圣者络绎不绝。

但建立佛塔时,必须有人捐赠土地,这块土地用作神圣的用途,已经不是个人所有,土地不只盖塔身,还包括巡礼者的宿舍、水井、洗浴处等。也就是说,这些财物都属于佛塔。而且佛塔四周围绕有走道和栏杆供信众绕行、礼拜佛塔;塔门和栏杆等有佛陀过去世的舍身善行和佛传图等种种雕刻。所以佛塔中可能住有为参拜者解说这些佛传图和本生图的人,进而可能还需要有负责分配朝圣者宿舍等事的人。

如此一来,佛塔一定要有管理所属财物及经营佛塔的人。而且佛塔中的金银、花、香、食物等,当然是信众和巡礼者布施的。这些布施物是要布施给佛陀的,但实际上可能由护持佛塔的人接受并享用。即使是部派所属的佛塔,也禁止僧团享用其布施物。佛物属佛宝、僧物属僧宝,两者有别。


于是佛塔有财产,当有护持、管理这些财物的人时,他们必然是完全不同于一般信徒、也不属僧伽的「非僧非俗」的专人。特别是为朝圣者说明本生和佛传图者,根据这些来赞叹佛陀前生的菩萨行,同时强调佛陀慈悲的伟大,当他们不断地反覆说明时,自然会成立有关佛陀救济的教理。强调佛陀慈悲的伟大性,可能也是为了吸引佛塔信众所必要的吧。

此外礼拜佛塔也是「观佛三昧」产生的因素。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在菩提伽耶的西藏朝拜者,于佛塔前五体投地礼拜数百次;一心一意地念佛,同时不断地重覆这种苦行的礼拜时,心很有可能就入三昧,佛陀出现于此三昧中;这就是所谓的「观佛三昧」。大乘经典所说的般舟三昧(佛现前三昧)就是指这个。般舟三昧的起源被推断为,可能来自佛塔中礼拜佛陀的宗教体验。一般认为,这种「能观想到佛陀」的宗教体验,对于引发自己是菩萨的自觉,是一有力的契机。

总之一般认为,佛塔拥有财产,宗教者的集团生活和活动有可能以此为根据地,因此以佛塔为中心,发展出宣说佛陀救济的教理后,便成立了佛塔教团。从许多大乘经典和佛塔信仰有密切关连一事看来,此一佛塔教团在大乘佛教的兴起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大乘经典显示,菩萨集团以「菩萨伽那」,有别于部派教团的「声闻僧伽」而存在。把菩萨伽那的起源推断为佛塔教团,也不会太过勉强。但《般若经》的支持者的起源,则应从佛塔以外的方向去探求。

摘自平川彰《印度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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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与实践

赞佛乘的立场是佛传文学探求成佛的原因,赞仰菩萨伟大的修行。因此赞佛乘也宣说「菩萨教理」,这一点和大乘佛教相近。但是赞佛乘所说的菩萨是已经决定成佛的菩萨,是已经接受成佛记别的菩萨。相对于此,大乘所说的菩萨是就自己本身而言,是无缘受成佛记别的凡夫菩萨。

赞佛乘所说的菩萨专指释迦菩萨,他自燃灯佛处受记当来成佛,由于此一受记,才产生自己是菩萨的自信。但是一般凡夫的大乘修行者并没有这样的受记,所以必须自别处得到身为菩萨的自觉,也就是必须具备「自己有佛性」的信念。这一点虽然同样是说菩萨,但赞佛乘和大乘佛教的本质有别。

赞佛乘的菩萨是被选定的人,大乘的菩萨则是普通人。可以说,大乘的立场是把菩萨普通化为一般人。这种菩萨的用例,在最早的《道行般若经》中就已经自然地使用了。《般若经》接受赞佛乘菩萨的六波罗蜜立场,是站在般若波罗蜜的立场,将菩萨思想一般化。因此大乘最初被称为菩萨乘,以后发展为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或佛乘)的三乘形态。

只是初期的大乘经典还没有说到「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主张,到了大乘的《涅槃经》才开始出现。初期的大乘经典以「心性本净」的思想来表示这个问题。《道行般若经》说「心本性清净」,此说在《阿闍世王经》等许多大乘经典都有说到。倘若心的本性是纯净的,此本性显现时就是成佛了,所以能够根据这心本净的自觉发成佛之愿。


发成佛之愿就是「发菩提心」,称「发起菩提心」的人为菩萨。大乘经典中和「心性本净说」并列的,就是「诸法本性清净」。这「一切法本性净」也宣说于《般若经》、《大集经》和《法华经》等经典中。如果认为同时有多佛出世的话,便会有许多一生补处的菩萨,因此大乘便承认有许多大力菩萨。进而逐渐认为有一心冀求济度众生,虽已完成佛道却有意不成佛的菩萨。文殊和观音就是这类菩萨。他们的力量可以说已经超越佛了。但具有大乘佛教特色的菩萨,还是凡夫菩萨。

佛陀是救济众生的人,是具有大慈大悲者,发愿成佛的菩萨行,必然是以利他为先的修行。也就是说,其方式是以全心投注于利他来完成自己的修行(自利),这就是六波罗蜜行。在佛传文学中,六波罗蜜是释迦菩萨的修行方式一事,此事广为大乘经典继承。


迦湿弥罗的有部宣说布施、持戒、精进、般若四波罗蜜;并且认为,戒包括忍辱,般若(慧)包括禅定。但是佛传文学似乎采用六波罗蜜,至于巴利上座部,则于布施、持戒、智慧、精进、忍辱的五波罗蜜,加上出离、真实、决意、慈、舍五个,称为「十波罗蜜」。此十波罗蜜和《十地经》十波罗蜜的内容不同。大乘佛教承袭赞佛乘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系统,但《十地经》为了将波罗蜜配合十地,在六波罗蜜上又加方便、愿、力、智,组成十波罗蜜。

《般若经》中记载,实践般若波罗蜜而不见有般若波罗蜜,不见有菩萨的人,才是真正实践般若波罗蜜者。行布施而不夸称他的布施善行、不执善行、施者空、受者空、施物空的「三轮清净布施」,才是布施波罗蜜。所以波罗蜜似乎可以说是不完成的完成,是空的立场,了解永远的立场。般若波罗蜜的「般若」译为「慧」,这是空的智慧、不执着的智慧,是直观全体的智慧。相反的,辨别现象的差别相的智慧是「方便」。

如此一来,波罗蜜的修行是不求自利,尽力为他的立场,是连成佛也不企求的无止境的修行,所以当一个人要往这样的修行出发时,必须要有相当的决心。菩萨的这份决心被比喻为穿着铠甲上战场的勇士,所谓「着弘誓大铠」。菩萨引导无量无数众生向涅槃,同时却不认为存在有被导入涅槃的人,也不认为有引导的人。这种努力精进称为弘誓大铠(大誓庄严),大乘菩萨就是站在以上的立场来修行。

大乘经典中叙述,菩萨得陀罗尼及种种三昧。陀罗尼译为「总持」,到了大乘佛教才受到重视,《阿含经》和部派佛教并不使用。在后世,连大乘佛教也逐渐将陀罗尼用来指咒文,但是本来并非如此。在专靠记忆传持教法的时代,陀罗尼的力量自然受到重视。后来「咒陀罗尼」开始受重视,乃至演变成「陀罗尼」专指「咒文」,其源由与记忆教法有关。此外陀罗尼也和三昧有关,可以说是在三昧中实现的。

三昧是samadhi的音译,译为「等持」,意思是心保持平静,或也可以解释为「心一境性」,把心集中在一个对象的精神力。在《阿含经》时代已经谈到,空、无相、无愿三昧等「三三昧」。此三三昧在《般若经》中也很受重视,大乘佛教之后也逐渐宣说一些特有的三昧。三昧就是精神的统一,包括止(心集中)和观(观察),心寂静、止住时,就能作正确的观察。


接着在「观佛三昧」方面,《般舟三昧经》所说的「般舟三昧」十分有名。这是念佛后进入三昧,于是在三昧中,佛陀出现在行者面前的三昧。一般认为,这个三昧的产生和佛塔礼拜有关,在礼佛中似乎附随「悔过」。《三品经》说,在佛前修习忏悔、随喜、劝请,当时还没有佛像存在,所以这些行法必然是在佛塔前进行。此外《华严经》有「海印三昧」、《法华经》有「无量义处三昧」。经由入深三昧而洞察现象的本质,于是随洞察方式而出现各种三昧的名称。

大乘菩萨有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道行般若经》谈到菩萨时,只说在家菩萨,还没有明确说到出家菩萨。接着在《大品般若经》中说到在家与出家两种菩萨,但还没有说到出家菩萨独有的戒律,只说出家菩萨为「童真」,守贞洁。就六波罗蜜的修行而言,第一布施波罗蜜虽然也包括法施,但重点在财施。第二戒波罗蜜的内容就是「十善」,实行不杀生.不盗.不邪淫之「身三」、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之「口四」、无贪.无瞋.正见之「意三」等三项善行。


其他经典在说明戒波罗蜜时,也常宣说十善。十善的第三是不邪淫,这是针对在家者的戒。如果出家了,则成为上述的「童真」,实行禁欲,远离色欲。此外在戒方面,初期大乘经典还说到「五戒」和「八斋戒」,这些都是在家菩萨戒。又《十地经》宣说「十地」,其第二「离垢地」中谈到戒。此离垢的戒也是十善戒。这样看来,初期大乘佛教的戒,可以用十善戒作代表,表示初期大乘佛教是在家者的宗教运动。但后来大乘佛教也采用部派佛教的戒律,出家菩萨逐渐成为比丘,受具足戒,守波罗提木叉。  

大乘佛教的修行方面,以《般若经》等所说的六波罗蜜的修行为代表,此外还有见于《华严经》〈净行品〉和《郁伽长者经》等的佛塔礼拜,以及《般舟三昧经》等所说的观佛三昧。同时净土经典宣说以「信」为基础的教法,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之一。《法华经》也说到以信为中心的教法,《法华经》方便品中劝人礼拜佛塔,同时整部《法华经》都在劝人「书写经典」。


总之在法门方面宣说受持、读诵、解说,在经卷方面,再加上受持等,宣说书写与供养。所谓供养,是把经卷当作法宝安置,献以花、香、伞盖、幢幡,藉由音乐等来供养。这种供养方法本来是用在佛塔供养的,被经卷供养所采用。这种经卷供养在《般若经》等经典中一再提倡。

此一佛塔供养和经卷供养,本来似乎是产生于在家菩萨之间。花香及伞盖、幢幡等本来也是在家者使用,而且出家比丘的戒律中,禁止观赏舞蹈、戏剧等,更不用说自己亲自去做。所以这种供养方式必然发展自在家者之间,而且其中应该还有与信仰一起发展出来的娱乐。

菩萨教团:大乘菩萨有在家、出家之别。出家成为童真,远离淫欲而修行,除此之外,出家菩萨似乎没有独自的戒。古代的大乘经典并没有记载出家菩萨特有的戒。初期的大乘菩萨戒以十善戒为主,同时也实践五戒和八斋戒;这些都是在家戒。此外大乘经典中常有「善男子、善女人」的语词,这也是对在家者的称呼,且女性信徒在大乘佛教中十分有力。

其次,大乘的说法者被称为「法师」,在家菩萨也可以当法师,而且也有女性法师存在。出家菩萨的修行地点在塔寺、阿兰若处。此事在《郁伽长者经》中有具体说明。塔寺内奉祀佛塔,进行以礼拜佛塔为中心的修行。这一点在《华严经》的净行品中有详细说明。而且阿兰若处在远离村落喧扰的森林中,便于专修禅定。


相对于此,塔寺则位于村里间。在家菩萨往诣佛塔、礼拜佛塔、布施、接受出家菩萨指导;出家菩萨之间有和尚与弟子的关系,弟子跟随和尚,接受和尚的指导而修行。这点似乎和部派佛教的情形相同。但是根据《郁伽长者经》和《十住毗婆沙论》等,出家菩萨的日常生活具有相当的苦行精神。

大乘佛教似乎以在家菩萨较具势力。《维摩经》中是维摩居士说法,《郁伽长者经》举出郁伽长者、法施长者、名称长者等十位大长者。《般舟三昧经》列举(风犮)陀和(贤护)、宝得离车子、善商主长者、伽诃岌多居士等五百长者。这些长者未必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长者在经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可能是因为在家菩萨中真的存在有达到深悟的人。


此外,菩萨似乎只与菩萨组成教团。大乘的菩萨好像没有和小乘比丘及优婆塞共同组织教团,此事可以从教理上解说。大乘经典屡次说到,菩萨不可起声闻乘心。《十住毗婆沙论》说:「若堕声闻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死,又名一切失」,严重地排斥声闻乘。大乘这个宗教,是以批判部派佛教为「小乘」而兴起的,所以即使是从教理上来看,两者也很难共同生活与修行。

大乘以在家菩萨为主体,故没有理由会为了生活而附属于部派教团。在大乘经典中,一开头都是说到集合在佛陀说法会场的听众,这时候,首先提到比丘列众,其次举比丘尼,第三也有举优婆塞、优婆夷的名字,总之最后才是菩萨众的名字,如果有出家菩萨,并没有与比丘一起列名。

菩萨集团和比丘集团是分开的,这个作法在大乘经典中毫无例外,从这个地方可知,菩萨形成一个生活团体,组成一个与比丘僧伽不同的教团。大乘经典中有菩萨伽那和比丘僧伽并称的例子,这显示出当时菩萨的团体被称为菩萨伽那。伽那和僧伽意思相同,都是指团体。

大乘佛教虽然有菩萨伽那,不过这只是推测,大乘经典和大乘论书并没有具体说明菩萨教团的组织,只有在《十住毗婆沙论》中,对这一点作了一些说明而已。总之一般认为,初期大乘佛教的教团规则并不完整,因此后来部派佛教的僧伽规则,才逐渐被引入大乘佛教中。
摘自平川彰《印度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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