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民社会印象记 --《南风窗》[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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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关天道(北京)
2005年3月,受台湾法鼓山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团一行12人先后参观和访问了台湾的法鼓山佛教基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文化机构。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在短短一周时间里,我最感振奋和难忘的是台湾的公民社会。
环保领域中的公民精神
台湾是一座绿岛,森林覆盖率高达52%。这不仅因为台湾当局对于森林有周密而切实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具有非常自觉的环保意识。只有这些制度和理念在公民社会中生根发芽,它才会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后劲。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在我们的下榻处,我注意到备用毛巾的标签上写着几行字:“为爱护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为爱护自己,本毛巾无化学添加剂;本毛巾为天然棉纱织成,因含有少许棉籽油和棉籽壳,故色泽微黄,属正常自然现象,使用后将会越洗越白,越洗越软。感恩厂商×××提供此天然产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随手作环保。”
而当我出去要坐电梯时,却发现电梯开关处有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依据统计数据,电梯每启动一次需耗费30元成本。为了节省资源,如果你的体力许可,烦请多走楼梯代替搭乘电梯,多走楼梯有益身体健康喔。”在这样入情入理的提醒面前,我当然是走楼梯了。
第二天我们参观法鼓山时,看到许多移植的树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移植一株这样的树需要花几万台币,比重新栽植的费用高多了。但是如果不移植,那些树木就会在建房的时候被毁灭。移植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保护树的生命。这种超越了功利的环保观念,在大陆学界的确不常听到。
如此高度重视环保的细节在台湾有很多。在书店买书的时候,如果你不主动要,服务员一般不会主动给你袋子的;而袋子都是纸质的,绝不会是塑料袋。一般商店里都会张贴告示:“配合政府政令,请尽量自备环保手提袋。”不管是在高级饭店还是陋巷的小饭馆,用的都是消毒后可再使用的筷子,而不是一次性木筷。
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这样的宣传句:“您每天只要一个环保小动作,就可拯救一个热带雨林。”回收的废纸也是要分类的,B4纸放在一个地方,其他的纸放在一个地方,不可混淆。据管理人员说,大家基本上都能正确地分类处理废纸。连废纸都要分类,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说了。台北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很多,绝对不会给你随手一扔的大好机会。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保护环境的举动,几乎都是出自台湾公民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自觉意识。没有强制、功利,也没有沾沾自喜的“做好事”意识,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台湾,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优化生态,不仅仅是公民的一种义务,更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政治领域中的公民参与
长期以来我对台湾民主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新闻联播中台湾立法委员抢夺话筒甚至拳脚相加的画面,以及揭露台湾民主进程阴暗面的电影《黑金》。在台湾接触了很多民众,才发现台湾的民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虚伪、恶劣,它是台湾社会基本的政治生态环境。
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实行的是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由于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也由于蒋经国本人的开明和睿智,台湾渐渐向民主体制过渡。蒋经国先生在其执政晚期进行了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互通信息等许多有利于台湾民主化和两岸和平统一的事业,从而成为台湾的“民主之父”。其后继者先后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取消“阴谋内乱罪”及“言论内乱罪”,开放言论监督。1994年,台湾每人一票直选“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0年的5月20日,非国民党籍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从此以后,不管是谁执政,都不能也不敢开民主化的历史倒车,陈水扁也不例外。
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认同民主,不允许别人玷污民主。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在“枪击案”中连任后,不满此次大选舞弊的台湾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充分表达了对于陈水扁戏弄民主这一做法的不满和愤慨,这就是著名的“319大游行”。陪同我们参观访问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行政组主任吴锦漳先生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但是在那次游行中他却冲在最前面。他说自己之所以参加那次游行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被少数人任意玩弄和践踏。在台湾,任何党派在实现自己党的意志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平心而论,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民主化的代价可能是最低的。一个长期对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