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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云:万里无云·寻觅玄奘西行之路·转

书云:万里无云·寻觅玄奘西行之路·转




  “万里无云”源自佛家语“万里无云万里天”,意思是:“天”本来是光明的,因为风把云吹来,天空就不晴朗了。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常常能保持晴晴朗朗的,那就没有黑暗,只有光明。

  《西游记》中的唐僧,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他虔诚、善良、但优柔寡断,甚至是非不分。在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滑稽懒惰的猪八戒、憨厚朴实的沙和尚的保护下,他历经八十一难,最终西天取经成功。

  唐僧的原型,是唐朝的僧人玄奘。《西游记》是根据玄奘西行印度、寻求佛法的经历演绎而成的神话小说。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精神以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而享誉文学史册。就是在把一切传统文化扫地出门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泽东的青睐,孙悟空成为造反派的偶像,而《西游记》也得以幸免,没有作为毒草被付之一炬。我的第一本连环画册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但是,小说里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有本质的差别。

  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印度同学和我谈起每一个印度人都崇敬的玄奘,他说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古代的历史还会是漆黑一片,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我感到震惊,无言以对。我从中学的课本里读到玄奘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但对其内容不甚知之;对玄奘的了解,也主要限于《西游记》里那个柔弱的和尚。第二天,我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传记。一连三天,我卷不释手;同时一个问题萦绕着我: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如此无知?

  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从《西游记》里了解到唐僧受唐太宗之命,西天取经,以求大唐帝国平安。他手持皇帝昭书,浩浩荡荡出长安,唐太宗十里相送,挥泪话别。事实上,玄奘是违背朝廷禁止国民出关的敕令,黑夜中溜出长安城,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他孤身一人,历时十八年,行程五万余里。他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天山的雪崩使他险些丧命,强盗要把他作为祭祀品献给河神,国王想把公主嫁给他,皇帝要为他修建一百座寺庙来留住他……但是他把所有艰难困苦,一切功名利禄都看成是他修行成道的过程。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人通用的佛教经典许多是玄奘的译著:从印度取回佛经后,玄奘倾其余生精力,译经弘法,其译著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为中国佛教文化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甚至生活习惯产生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哲人说,不了解佛教,就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玄奘所信奉的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代名词。从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感到我姥姥信仰的佛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不能理解烧香拜佛怎么能给人带来精神慰藉,也无法想象它是如何伴随我姥姥走过苦难的一生,更不了解我们革命的对象怎么是我们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沿着玄奘的足迹,依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交错中,亲身去体验玄奘的经历,力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孤身一人,历时将近一年,经历绑架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干扰,佛教圣地的极端贫困和暴力,但是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找到了追寻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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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姥姥、我与玄奘




  “腊八,腊八,冻掉下巴。”这一天可能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这一天也意味着春节快要到了。一大早,我们就围在炉子旁边做腊八蒜,把剥好的蒜瓣洗干净,放在罐子里,用醋泡上,再密封好,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吃饺子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爸爸一边催着我们干活,一边不停地搅着炉子上热腾腾的一大锅腊八粥,里面有花生、枣、杏仁、核桃、栗子、莲子、百合、桂元肉、葡萄干以及各种各样的米和豆子,要煮上大半天才能烂,满屋子都是香味。这一天,每家都要煮腊八粥,大人吃,小孩吃,甚至猫儿、狗儿、鸡儿也要喂一点,还留一些给在外未归的人。我问爸爸,为什么要喝腊八粥? “大概是图个吉利吧! 把一年家里余下的五谷杂粮煮在一起,希望‘年年有余’。”他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搅着粥。“你知道吗? 老家的人还把腊八粥涂在果树上呢,他们说大树小树吃腊八,来年多结大疙瘩。” 

  “那为什么非在今天喝腊八粥? 明天不行吗?” 我又问。
  “你总是问这问那没个完,真讨人嫌。”爸爸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看见姥姥张了张嘴,没说话 。
  晚上快睡的时候,姥姥问我,“你想知道为什么今天喝腊八粥吗? ” 
  “是呀,我问爸爸半天,他也没说,还嫌我话多。”
  “当着你爸爸我不好讲,其实,今天喝腊八粥是有讲究的。今天是佛祖成佛的纪念日。”
  “佛祖是谁呀?”
  “就是我带你到庙里去看见的大殿中间供的那个佛。”
  “他成佛,干吗我们都喝粥呢?”
  “是这么回事,” 姥姥慢慢地对我说。“佛祖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印度人。”
  “印度在哪儿?”
  “很远,很远,大概有一万多里路吧,他见人们受苦受罪,就想找一个办法造福世人。他想啊,想啊,不吃,也不睡。”
  “不吃饭,不睡觉,能行吗? ”
  “就是呀!他就昏昏迷迷的了。后来,一个放羊的女孩路过,看他饿成那样,就挤了一碗羊奶,放了一点米,熬了一碗稠稠的粥。喝完粥,他就有劲了,坐在树底下,想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就想出办法来了。这个办法就是让人们信佛,这样,他就成了佛祖。后来每年到这天,大家都喝粥,怀念佛祖。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
  “佛祖真了不起,这么多人为他喝粥。”
  “你长大就知道了, 他确实很了不起。”

  我们家乡有句谚语:“老太太,别心烦,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之后,大人们就开始准备过旧历年了,小孩们也掰着指头数,嘴里唱着歌谣:“二十三,糖瓜粘。” 姥姥说这是为了堵灶王爷的嘴,祈求他到天上替我们说好话。“二十四,写大字。”每家都希望在门上贴几句吉祥如意的话,姥姥家没人会写毛笔字,就到街上去买。“二十五,扫房子。”这是孩子们最不愿意做的事了,大冷天的,喘口气都冒白烟,还得把所有的门窗都擦得锃亮。然后就是蒸馒头、宰鸡、炖肉,都得按时按晌来,可有讲究了。

  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终于把年盼来了。平常吃不到的东西——花生、糖果、干果、油饼,不知道一下子从哪儿都冒出来了;过年那几天,天天都吃肉,还有鸡、鸭、鱼!看着桌子上摆的满满的好吃的,瞧着身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新衣服,我想要是天天过年该多好啊!

  过年最开心的,除了吃,还有玩。玩的地方可多了。平常只能在院子里跳皮筋,踢毽子,捉迷藏,现在可好,街上热闹得让我眼不够使,尤其是庙会,想什么有什么。家乡的庙会是在一个大寺庙前的空场上,这里平常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可是赶庙会的时候却人山人海。我们小孩子在人缝里钻来钻去,东看看,西瞧瞧, 踩高跷的,骑驴的,跑旱船的,跳大头娃娃的,吹糖人的,捏泥人的,拉洋片的,卖绒花的,耍把式的,最好看的就是搭台子唱戏的。台上那些人穿得花花绿绿,脸上还涂得花里胡哨,打来打去的,也不知道累,一直到天黑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街上热闹得每天都像在过大年。马路边上尽是标语,红的、绿的、粉的、黄的,风一吹就飘起来;到处都竖着红旗,挂着毛主席像。大喇叭从早到晚不停地放革命歌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青年男女,一边背着红宝书里的句子,一边跳着“忠”字舞,还挥拳蹬腿摆出各种革命姿势——这些人好像从来不知道累,但是也有人会晕倒,不得不被人抬走。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上,别针刺进肉里,血滴下来。

  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是全城出动,排成几队,前头是噼里啪啦的鞭炮,紧跟着有人举小纸旗,有人扛大标语,大家都喊着口号,女人们还踩着锣鼓点儿跳来跳去。就像过年那会儿的游行,几个农民踩着高跷,扮成狮子和驴还有传说里的人物,演哑剧。每次我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游行,他们总是说:毛主席有了新指示!这种时候,大家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走上街头,宣传最高指示,发誓要忠于毛主席。

  我们还常常能看见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被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高的纸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用黑毛笔写着他们的名字,又用红笔打上大红叉。这些人当中有穿着绫罗绸缎的地主和剃着阴阳头、脸上擦着胭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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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入北大的时候,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和整个中国一样,在“四人帮”垮台后正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的劫难?从来我们的民族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几亿人只能读同一本书,说一样的话,喊一样的口号,唱同一首歌,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从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没有这样被彻底颠倒,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革命的口号下,人们就像特务一样,互相监视,打小报告,随意背叛和出卖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几代人的希望、理想、热情,……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痛苦和牺牲。为什么?在课堂,在宿舍,在校园,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北大那狭窄却又异常活跃的三角地,每天都有学生讲演,内容不外乎是科学与民主。他们的观点如此尖锐,使我这个刚入校的新生感到震惊,甚至都有点替他们担心。在我们家乡,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被抓起来。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人,这就是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近一百年所尊奉的信仰。而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良知,推动着中国的变革和前进。中国的皇权和专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北大人自由的声音虽然弱小,如同一棵嫩芽,随时都会被践踏和扼杀,但是北大学子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中国变革和开放的产物。80多年后,适逢中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北大自然而然又站在开放的前列,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我正好就读于西语系的英语专业。我的专业课程一下子将我带入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我们的哲学课就是去背那些数学方程式一样的经典语录,所以一上哲学课就头疼。在北大我上的第一节西方哲学史课,读的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著作。这部书的扉页上的一句话,让我困惑不解:哲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学会在未知的情况下生活。因为从孔夫子大人到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定好了条条框框,都教我们相信一个标准答案,一个真理。任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和思想都不会被容忍。我们只能中规中矩地生活。

  对于听惯了革命歌曲的我来说,一曲莫扎特的奏鸣曲把我带入了从未有过的意境,似天籁之声使我陶醉,心灵深处涌动着一种向往,一种神圣的爱。很难想像这样优美的音乐曾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遭到禁止。音乐家们因为演奏它们,被折断手指,发配劳动。

  每周一次的英美报刊选读课,让我真正地感受了西方的民主精神。这门课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并增加对英国、美国社会的了解。一篇篇犀利文章,尖锐地抨击着国会、政党、总统、王室,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问老师:这些作者怎么这么不爱国呢?政府又怎么能允许报纸杂志这样肆无忌惮呢?我的老师——一个留美的博士笑着对我说:他们的批评是对政府的监督,也正是因为这种批评,社会才能不断地完善。她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北大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另一种以人为本,注重科学,具有冒险精神的文化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更多地了解它,发现它。

  1986年我毕业时,恰逢教育部招考公费到牛津大学深造的学生,我有幸考中。此后的两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如果说北大打开了我的眼界,把我带入一个崭新的自由王国里,那么牛津大学则教会了我如何真正地去思考。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起,逻辑学就是西方人的骄傲;此后一批又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不断地充实、完善这门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学科,直至炉火纯青。

  缜密的逻辑思辩,独特的学术观点,是牛津大学期待于每一个学生的。为此它采取了独特的“一对一”的教学方法。每周一次,我的导师给我布置一个命题和相关的参考书,在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图书馆里,我苦读三、四天,然后写一篇文章,阐述孰是孰非,及我自己的观点。文章交上去后老师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饮茶之间,他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医生,一眼就看出了我文章中的问题,并一一指正:论点不明,论据不足,论证不严,在这里,北大人的空想、联想和假设没有任何位置。事实、数据、思辩是通过答辩的惟一途径。短短的两年时间,几百篇的论文之后,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思想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如何去伪存真,成为我一生受用的工具。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节课。我学的是国际关系,第一课的题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拿到选题后,我心里得意洋洋。这很容易,在北大时,我们就学过列宁的理论。像英国、法国这样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把他们的殖民地划分给像德国这样后起的工业化民族,结果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的恶战。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可是我一读导师给出的参考书,就彻底地糊涂了。有的说英国人根本不想卷入这一战争;有的说德国人判断错误,它认为自己可以一意孤行,不会受到英、法的干预——就像萨达姆侵略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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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我的姥姥和父亲。
  从我能懂事起,我就发现在家中我好像是个多余的人。父母亲做梦都想要儿子,可是一连三个都是女儿,我排老三。惟一关爱我的是姥姥,从我出生到上大学,我们同睡一张床十八年。每天清晨醒来,第一眼我看到的就是她的小脚在我眼前晃动。我学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晚上给她打洗脚水泡脚。水滚烫,把她的脚烫得红红的像猪蹄一样,可她还不停地催我加热水。我害怕烫着她,可实际上她就需要这种麻木: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裹脚给她带来的痛苦。她七岁就开始裹脚,她哭,她挣扎,她反抗,都无济于事,要想嫁出去就必须裹脚。被折断的脚趾,死死地贴在脚掌上,灰灰的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毫无生气。每次我给她倒完水,都好奇地坐在一边,看着她慢慢地把脚上的死皮剪掉,然后把折断的脚趾头一个一个掰开,洗干净,放回原处。我总是问:“姥姥,很疼吧?”她轻轻地摇摇头。

  她洗完脚,我把水到了,我们俩就坐到床上聊天。有时,她一边用裹脚布把脚缠上,一边对我说:“谢天谢地,你不用裹脚。可谁也说不准祸从哪来。不管发生什么,千万别灰心,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我当时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父亲脾气很大,我好像是他的出气筒,动不动就挨打,起床晚了,吃饭时动筷子早了,和姐姐们吵架了,诸如此类的琐事都可能招来一顿臭骂和一个嘴巴。姥姥可怜我,但她无能为力;而我也太小,不知生活中还会有什么更大的痛苦——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受过苦,受过姥姥经历的那种苦。

  姥姥出生于山东烟台的一个小村子,那是19世纪最后的一个年头。17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小三岁的男孩,这是山东人的习惯。按我们家乡的说法:女大三,抱金砖。姥姥成了姥爷家的媳妇、劳力、仆人和保姆。每天早上她把小丈夫叫醒,给他穿衣服,煮早饭。姥爷在私塾里读书,姥姥在地里干活,辛苦了一天,晚上还要把饭烧好,等小丈夫、婆婆、公公都吃完了,才有她的份。对这一切,姥姥丝毫没有怨言,她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等到她的小丈夫终于学会做爱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而后就一发不可收。七年里,我姥姥又生了八个。二亩地,两头驴,一头骡子,九个孩子,外加一个大孩子——姥姥对姥爷的昵称,可以想见姥姥的命有多苦。

  姥姥信佛,她这一辈的老人多是这样。毛泽东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对她的孩子们影响很大。一次她生病,年幼的毛泽东还专门到临村的寺庙里去烧香拜佛,以求母亲早日康复。姥姥的村子里也有几座庙,最大的一座是关帝庙,离她家只有百十米,寺庙很大,里面的塑像有三十多米高,是村里的石匠从附近山上采来石头雕刻的。关帝庙里一年到头香火不断,村里人到这里来祈求关帝爷这位大财神,保佑他们财气兴旺。

  但是关帝庙是不对女人开放的,也许是怕招来晦气吧。姥姥和村子里的女人们都到土地庙和观音庙里去上香。每逢清明、重阳和春节,土地庙和观音庙门庭若市,人们糊好了纸牛、纸马、纸羊、纸车、纸船,抬着、抱着、扛着来到庙里,清明时给土地爷和观音娘娘带来夏装,重阳节时给他们带来冬装,春节时给他们供上很多吃的和纸钱,这些谁都不能少的东西,神仙也不例外。我问姥姥她祈求什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满堂,合家安康?

  厄运突然降临了。一个星期内,姥姥的三个孩子得了天花。村子里没有医生,一个巫婆说炉灰和马尿和在一起给孩子吃下去就能治病,可是三个孩子还没有吃下去就咽气了。为了消灾,姥姥把镜子放在屋顶,据说,这样鬼就会被自己的样子吓跑。村子里的人还告诉她把桃枝放在小孩子的枕头下面可以保佑平安。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此后的两年里,痢疾等传染病又夺走了她四个孩子的生命。姥姥整天以泪洗面,眼睛哭坏了,头发也白了。她几乎绝望了,但是仅剩的两个孩子期盼无助的目光,使她打消了死的念头,为了让这两个孩子躲开疫病的恶运,按当地的习俗,姥姥把他们分别寄养给两个孩子很多的人家,希望他们健康的孩子能够给自己的儿女带来好运。眼看着孩子在别人家里长大,和自己越来越疏远,作为母亲的她非常伤心,但是看着他们无病无灾,心里又有一丝安慰。

  可是,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我姥爷暴病而死。这一连串的灾难使姥姥在全村人眼里成为一个不祥之物。他们害怕姥姥给他们带来厄运,所以惟恐避之不及。人们宁可绕路都不愿从她的门口经过。孩子寄养的人家也不愿意她登门。到农忙的时候,想请一个帮工都特别难。

  姥姥一个人躲在家里,几乎不敢出门。她真的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行脚僧,村民纷纷到庙里去听他讲经。姥姥也悄悄跑去了。看着这个可怜的被悲哀压得几乎都活不下去的女人,那行脚僧一边劝慰她,一边给她说法,告诉她积德行善,日念阿弥陀佛,这样不但能让她两个孩子健康成长,而且她死去的家人还能得到超度,进入西天极乐世界。临行前,这位僧人把他随身携带的一尊铜观音像留给姥姥。“念佛吧,佛祖会保佑你的!”

  从那时起,姥姥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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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默默相对片刻,他转身离去了,可能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的泪水。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一生中就只见他流过一次泪,那是我弟弟出生的时候,孙家有后,那次是喜极之泪。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难过。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失落,像一个黑洞,深不见底,他为之奋斗而建立的很多东西突然之间被打破,甚至被颠倒。先是文化大革命,然后是改革开放,他头脑中的那个思想体系,一次次地被冲击,就像沙堡一样坍塌了,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当年被他们赶走的敌人,今天却以爱国华侨、海外商人的面目回到中国大陆来投资赚钱了,并且受到热烈欢迎;革命歌曲被港台流行音乐所代替,靡靡之音在大街小巷回荡;雷锋已经被人们遗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成为时代的座右铭。人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的大小权力,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个人小康目标而奋斗着。面对这一切他困惑不解,他的思维方式只能让他感到愤懑和绝望。他对自己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一生,对自己终身追求的理想开始怀疑了。

  父亲1997年去世了。他一生都没有得过病,但是后来却忧郁成疾,先是得了糖尿病,直至双目失明,后又半身不遂。临终前他反复叮咛,身后不穿我给他买的西装,也不穿母亲给他买的那套传统的中式服装,而是穿他穿了一辈子的干部服。那时候,人们几乎不穿这种服装了,市场上很难买到;而且母亲坚持服装的料子一定要最好的。我们满城找了好几天,最后求人在商店的仓库里找到了一套。父亲穿着象征他一生的希望、理想和忠诚的干部服,离开了这个世界。

  让我欣慰的是,姥姥在她生命的暮年又能享受信仰的自由。80年代初期,政府决定修复或者重建142座在文化革命中被毁坏的最重要的寺庙,而且又允许人们到寺庙烧香拜佛,念经还愿,僧人们又可以向信众们讲经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窄窄的缝隙,但春风一过万树开。短短的十几年,近两万座寺庙又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破土而出。修庙造像一时成为风尚,而且佛像越造越大,好像真应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不破不立。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佛像几乎被毁坏得所剩无几,现在人们又以同样的热情在无锡太湖边上兴建了曾轰动整个亚洲的86米高的铜佛,九华山地藏菩萨像高达99米,113米高的观音菩萨不久也要耸立在南海之滨。更重要的是,寺庙又变成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中心,就像过去那样。它不仅给人以精神慰藉,同时也帮助人们如何面对人生,诸如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那些心中充满失意和不满的人,又重新找到了他们的栖息地,寺庙历来就是避难之所,有些革命党人在当年被追捕迫害时也曾在寺庙中躲避。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佛教从精神的鸦片到精神的慰藉,寺庙从封建迷信的场所到信仰传播的中心,僧人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到人们尊重的高僧大德——所有这一切认识的转变都从电影少林寺开始。“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冬去春来十六载,黄花正年少,腰身壮胆气豪,常练武勤操劳,耕田放牧打豺狼,风雨一肩挑……”这曲旋律优美的《牧羊曲》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入了神奇的少林寺里。李连杰主演的觉远和尚和他的弟子们,个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虚怀若谷。他们救唐王,除奸臣,扶正义,济穷人,简直就是真善美的化身。难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顿时掀起了武术热;原来冷冷清清的寺庙也突然间门庭若市,出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直到今天,我不光清楚地记得电影少林寺的每一个情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是历历在目。我从电影院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电影里的故事一一讲给姥姥听,原来和尚们真像她说的那样有本事,是好人。姥姥听得津津有味,还问长问短,少林寺是什么样啊,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样壮观?没有被损坏吧?里面的佛像保存得好不好?她从来没有问过我那么多的问题,我们直到半夜才睡觉。

  姥姥觉少,每次我醒来上厕所时,总见她合衣坐在那里。月光洒在她的身上,我可以看到她安祥的表情,她的嘴在不停地翕动着,手把豆子从一个碗里放到另一个碗里,好几次我问她在干什么,她告诉我说老人觉不多,她在用数豆子打发时间。我说父亲那里有安眠药,“别麻烦他了,他够操心的了。”

  当时年龄小,真的以为姥姥就是睡不着觉,在那里熬夜,也就没有往心里去。看完电影那天晚上我醒来,发现她和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但是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想起刚刚看过的电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之后,觉远和尚在树下盘腿而坐,双手合十,念阿弥陀佛。惟一不同的是他手里通常拿的是一串长长的念珠。姥姥是否也在念佛?我问她。她半天没说话,我问了好几遍之后,她终于点了点头。她在祈祷什么?她说为了死去的孩子和丈夫,为了和他们在来世团圆,为了我这个不受欢迎的女孩儿不遭罪,为了我们全家人平平安安,为了我们都有饭吃,为了我父亲在政治运动中不受打击。

  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看着她弱小的身躯,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一道道的皱褶,满头稀疏的白发,那干枯的双眼。我心头一阵酸楚,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但是很快泪水就被不平所替代,我恨不得用双手抓着她的肩膀,质问她,怎么能这样愚蠢?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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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雁塔之迷



  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坐上开往西安的列车。我意识到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车刚一开动,车厢里的乘客们就忙活起来了,坐在我对面的男人拎起了一个大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往外掏,简直就像变戏法,烧鸡、香肠、茶叶蛋、黄瓜、西红柿、苹果、鸭梨、香蕉,还有六听啤酒,摆在小桌上。看着他,我一下子就想起中国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另外几个人也拿出了他们早就准备好的食品,堆了满满的一桌子。很快他们就混熟了,一边分享着,一边聊着,彼此打听和介绍各自的姓名、籍贯和职业,以及到西安去干什么。

  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没有隐私,就像这个毫无遮拦的硬卧车厢一样,一切都赤裸地呈现在别人面前。虽然聊天可以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人们之间也可以更加融洽,但是这种聊天可不是瞎聊,对我来说,倒更像是盘问。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那里的人很少探询别人的隐私,我和邻居们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

  为了躲开人们的询问,我拿出一本书,但这也没法给我挡驾。一个年轻女人独自旅行,足以引起同车厢旅客的好奇。在中国,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人们都喜欢集体行动。玄奘当年为了西行,也费尽心思,寻找同伴。但由于皇帝的禁令,僧人们不敢抗命,他只能孤身前往。我这次西行,也非常想找几个僧人结伴同行,因为对于路途中将面临的一切,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决定,尤其是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虔诚,都会有助于我对玄奘的理解,帮助我走近他的精神世界。另外,我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有许多的不解、疑惑,甚至是偏见,我随时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将是我入门佛教的最好老师。

  我问过好几个僧人,他们听后都非常兴奋——到佛教圣地朝拜是每个佛教徒的梦想,而且佛经中说朝圣能够帮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况且是沿着玄奘大师的足迹而去!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了解到玄奘在他们心中的位置:玄奘是他们的楷模,他们每天诵读的经文中很多都是玄奘翻译的;玄奘舍身求法,泽被众生的精神,至今都在激励着他们为最终的觉悟而努力。遗憾的是,除非官方派遣,僧人们是不能随便出境的。和玄奘当年一样,我也只能孤身西行了。

  我上下铺的几个旅客在互相搞清楚他们各自去西安的目的之后,便都冲着我来了。他们像训练有素的侦探似地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是干什么的?要到哪儿去?为什么?当我告诉他们我想从西安开始,沿着玄奘当年西行求法的路再走一遍时,他们愣了一会儿,然后又一股恼儿地问开了。

  “你说的玄奘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吧?那个去印度取经的和尚?你真要像他那样到印度去?”
  我点点头。
  “怎么?你是个佛教徒?”
  我摇摇头,刚想说话,坐在我旁边的乘客就把手伸过来放在我的额头上。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想试试你发烧了没有。”他说。其他的乘客们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是在讥笑我。
  “你要是真想旅行的话,去什么地方不好啊?去欧洲,去美国,或者去澳大利亚。干嘛非去印度呢?你就是倒找我钱,我也不去!那地方又脏又穷,比中国还差,有什么好的。”
  “看你的样子是个作家吧?是不是想写书啊?”
  还没有等我回答,他们就接着说,“你若是真想写书,也不用非走一趟。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找几个学者聊聊,找几本书抄抄,不就能凑出一本书吗?费那劲呢!这年头,别那么认真,活得那么累干嘛!”
  他们七嘴八舌地开导了我半天。临睡前,我上铺的那个女乘客又伸下头来对我说:“别去了,这一路多危险啊!你还不如跟我们在西安好好玩几天呢!”
  我冲她点点头,微笑着,谢绝了她善意的邀请。

  躺在铺上,这些人的话,还有母亲的劝阻,使我一时难以入睡。我起身撩开窗帘,向外望去,一片茫茫夜色。车窗上我的影子随着列车的颠簸而变换着,好像是另外一个我伴我西行。我不知姥姥和爸爸如果活着会对我这个举动有什么评价,也许姥姥会赞成?也许她会心疼我?也许爸爸会反对?也许他会支持我这个求知行动?我不得而知。我想到了朋友们,他们此刻在过着安逸的生活,而我却要只身前往一些陌生甚至危险的地方,做一件虽谈不上惊天动地,但也颇有些冒险的大事。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骄傲,但转念一想,前途莫测,又有一种恐惧感袭来。但我已经踏上了西行之路,我将像玄奘一样,不到印度绝不回头。

  清晨我们到达西安的时候,我的旅伴们好像已经接受了我要去印度这件事,或许他们是觉得我真疯了。他们抢着帮我拿行李。我说我自己来。“你省点劲儿吧,你后面的路还长着哪!你这个女唐僧可没有孙悟空来护驾啊!”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一下子就看到西安那古老而厚重的城墙。其中大部分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还有一段年代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玄奘那个时侯。在中国,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饱经战火和灾难,还能保留下来这么完整的古城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北京的城墙,从五十年代开始就以城市建设为由,被拆得干干净净了,只留下少数几个门楼和一处残垣断壁,成为现代都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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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找段先生,他知道得很多。他就住在寺庙外的村子里,到那儿一打听,谁都知道以前当过和尚的那个老人。”
  段先生住的村子和寺庙只有一街之隔,这时正是中午时分,村里的人都端着饭碗蹲在路边,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边吃边聊。鸡和狗在他们身边转着,偶尔有饭菜掉在地上,便蜂拥而来。做好饭的女人尖声地呵斥着那些只顾玩的孩子们。看着这种闹哄哄的世俗生活的场面,我在想是否找错了地方。我向一个正和邻居聊得火热的老太太打听,她说段先生正在打坐。我愣了。

  “我就是他的老伴。他正在打坐呢,谁也不能打搅。你过会儿再来吧。”
  当我转身刚要走时,她又说:“你找他干嘛?”
  “我想向段先生了解一下大雁塔的情况。”
  “噢,那座寺庙啊。”
  听她的口气,我觉得她对大雁塔也非常熟悉。还没有等我问,她就说:“我们家在这儿生活了好几辈人了。我不是也嫁给了庙里的和尚了吗?你说,能不熟悉?”

  段大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领着我来到寺庙前,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聊了起来。她指着面前那个尘土飞扬的空场和远处的田野说:“这一大片地过去都是寺庙的地,租赁给我们,收成后我们把一部分粮食交给他们当租金。这些和尚们心眼儿挺好的,他们还把庙里的磨房让我们白用。我们还能去他们的井里打水。那时庙里的人不太多,只有六七个和尚。”

  解放后土改时,这片地划归村里,僧人也得像村里人一样参加劳动,自给自足。段大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和尚自小出家,他们只会念经打坐,怎么会种地呢?”她摇摇头。“我们想帮他们干活儿,可村支书说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该再受他们的剥削了。”
  我问段大妈僧人们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她说还是她老伴知道得更多,他这会儿该打坐完了。“他一天坐8小时,上午3小时,这会儿两小时,晚上3小时,整天啥也不干了,可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呀。”她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我看见人群中一个老汉从马路对面慢慢朝我们走过来。我告诉段大妈她老伴来啦,她扭头瞅了一眼,“对,那就是我老伴儿。”她转过头来,“你咋知道是他?你以前见过他?还是见过他的照片?”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他。他瘦瘦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厚厚的镜片下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头发蓬乱,身上蓝色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脚上蹬着一双老式的解放胶鞋,没穿袜子。他看上去有点恍惚,好像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来!”段大妈冲他叫着,“这位姑娘想跟你聊聊庙里的事儿。”

  老段一边嗫嚅着一边慢慢地朝我们走来:“哎,我是个有罪的人。还有什么脸好说呀?”段大妈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连忙说,“这里乱糟糟的,回家去说吧。”
  他们的家就是两间破房子,看得出好多年没修整过了。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个凹陷的沙发,墙角有一台冰箱,旁边是一个小神龛,里面摆着一尊小观音像。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幅毛主席像,俯视着整个房间。

  老俩口给我端来一杯热水,里头放了一勺白糖。“没什么招待你的,让你笑话了,”老段抱歉地说。我们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了。
  “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段大妈气哼哼地说。“即使雷劈到他头上,也一动不动。”
  “别听她瞎说,太夸张了。”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哎,别说我了,你想了解什么呀?”
  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当我提到玄奘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当年我在寺庙里时,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这算什么呀。”
  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他们禁止僧人剃头,穿袈裟,拜佛,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但也只能小声念,不能让干部们听见,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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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段的乐观让我惊讶。我回味着他告诉我的一切。“您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我对他说。
  “不,不,”他摇摇头。“我小时侯家里很穷,靠讨饭为生,晚上在城门洞里,我经常冻得发抖睡不着觉,有时醒来看见旁边就有冻僵的尸体。后来我父母都饿死了,我叔叔连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喂不饱,就把我丢在一座庙门口,让和尚收留了我。从那时起,我起码有了饭吃,头上有个屋顶遮风挡雨,我活了下来。解放后,我的日子好多了。”
  “可是僧人们受了那么多的罪,难道这不是苦?”
  “我们确实受了一些苦,但是佛陀说,苦就是人生。关键是如何看待苦。对我来说,没有吃的才是苦。我进了庙后就再没挨过饿,所以不能说我这辈子受了多大的苦。”
  临走前,我问了老段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宗教活动又恢复了,他想没想过再回到庙里?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老伴在那种情况下能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佛教主张同情一切众生。现在她老了,该我来照顾她了,我怎么能离开她呢?如果我连她都不同情,又怎么能谈得上普渡众生呢?”他瞧着段大妈补充道:“假如她在我前头先走了,我就再回到庙里,在那儿度过余生,如果有哪座庙肯收留我的话。”段大妈听了这话,脸上露出笑容。

  晚上,我从旅馆的房间里,透过窗子看到大雁塔。老段现在肯定在打坐和念经。我原本想问他关于玄奘、法相宗,以及玄奘去印度到底要取回什么样的经。可我没问。倒是他的经历让我想了很多。寺庙可以摧毁,但他心中有座不可侵犯的神龛。在他的小屋里,他默默地祷告,坚守并实践着自己的信仰,什么都不能使他动摇。对他来说,大千世界是禅堂。虽然他已经不穿僧服,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僧人,一个真正的僧人。

  第二天,我又来到大雁塔下,想再仔细看看它。寺庙里熙熙攘攘,全都是参观的游客,只有塔的右边那片小树林里有寺庙应有的感觉。树林边上是一组舍利塔。舍利塔开始是用来存放佛陀的灵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僧大德、寺庙的方丈,以及受人尊重的僧人,都有了自己的舍利塔。这不仅是纪念死去的僧人,还可以激励年轻的僧人努力觉悟。我很奇怪在大雁塔下没有玄奘的舍利塔。原来玄奘圆寂之后,唐高宗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佛寺,来供奉他的舍利塔,这就是远离尘嚣的兴教寺。

  大雁塔下的舍利塔看起来大小都差不多,只有一座显得比较特别。这座塔虽然建造精美,但上面没有层次,说明它的主人生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僧人。塔的正面刻着僧人的名字:普慈。我绕着塔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其它塔上都有的塔铭,只有立塔的日期。我觉得很纳闷。正当我盯着这座舍利塔发呆的时候,一个僧人走过来,向我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我注意了你半天了,我还没见过有哪个游客对这座舍利塔像你这么感兴趣的。看来是有缘之人。这是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僧人,没有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大雁塔也只不过是一个旅游观光的场所。他很了不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的功德却胜过许多地位显赫的高僧。”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其他的舍利塔。

  我的表情肯定和我的感觉一样,困惑不解。这个僧人给我解释开了: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法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没有僧人的寺庙一律改作它用。“因为大雁塔里只有普慈没有还俗,所以这里至今还是一所寺庙。”
  老段都受了那么多的罪,普慈会遭遇什么?我不敢往下想。
  他告诉我,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普慈是庙里惟一坚持穿僧服的人。红卫兵禁止他穿,他不从。他们在大殿里给他开批斗会,强迫他跪在地上,交代他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普慈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他出家那么多年,僧服就像他的皮肤一样。红卫兵们气坏了,见不能触及他的灵魂,就劈头盖脸地把他毒打了一顿。每揍一下,普慈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红卫兵实在拿他没办法了,就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想让他屈服。过了两天,发现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打开屋门一看,普慈正在打坐。红卫兵们呆呆地望着他,其中一个说,算了,别理他了,这简直是个疯子。从那以后,也只好由他去了。

  他怎么能忍受这一切?我问道。
  “他很可能是想着菩萨道里的忍辱,耐心忍受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并且原谅他们的过错。佛经中有大量关于忍辱的故事,僧人们都要努力培养这种品性。很明显,普慈达到了这一境界。”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见的被批斗的老和尚。他跪在玻璃碴上,红卫兵向他啐唾沫,用皮带狠命地抽他。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平和的表情。他肯定内心在默默地祈求。他祈求的不是疼痛的消失,而是用心力去克服它。他会想,他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坏事才遭人恨,果真如此,那是报应、自作自受,不应该迁怒于人。或许他认为唾沫是雨滴,太阳一出来就会干的。他是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还是在人世中,亦超乎其上?

  阳光透过茂密的松林斑斑驳驳地洒在普慈的舍利塔上。我久久地凝视着它,想着我刚听到的一切。我恍惚觉着它在变大,变得像大雁塔那样大,矗立在我心中。大雁塔是玄奘精神的写照,承载着他毕生弘扬的佛法。普慈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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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唐僧与玄奘




  公元627年8月的一个黄昏,长安城笼罩在暮色之中。此时,白日的铅华褪去,熙攘的人流散尽,高大深重的西城门即将关闭,夜晚的头更鼓即将敲响。在出城的三三两两的行人中,两个僧人低着头,飞快地走着,他们长袍裹身,褡裢斜挎,一看就是试图避开盘查并打算出远门的人。

  其中一人就是玄奘。出了城门,来到大路上,他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暮色苍茫中的长安城。这里曾是他遍访高僧、研习佛法的地方,如今,为了前往佛祖圣地取经,他将要踏上漫长修远的道路,心中不免有些怅惘。然而瞻念前途,他没有丝毫犹豫,得不到通行证,他只好置皇帝的敕令于不顾,冒险上路。此刻,他自由了,他多想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佛教圣地印度,可他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艰难困苦,长途跋涉。玄奘隐隐感到,这正是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他准备迎接一切考验。

  午夜,火车驶出西安,这是我沿玄奘足迹西行的开始,不过他是步行,我乘火车。原本可以乘飞机,但我更喜欢火车的节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徒步旅行,但至少可以领略他曾见过的景物。车轮咔哒、咔哒,我想象这是玄奘的马蹄声,可火车走一小时的路程,他却要整整跋涉两天。尽管如此,相隔1400年,我们走在同一条大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

  玄奘应该熟悉丝绸之路。虽然它得名于19世纪晚期,由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托芬首称为“丝绸之路”,但它的历史通常是从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算起。张骞是汉朝的一个官员,被汉武帝派往西域寻找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强敌——烧杀劫掠的匈奴。他曾被敌人抓住、监禁,可他从没有忘记使命,在囚禁了11年后,设法逃脱。在回国的路上,他再一次遭匈奴俘获,又被扣押一年多后才设法回到长安。他的见闻和历险鼓舞了汉武帝,也无意中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促成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不久,大汉帝国的境内就出现了有烽火台把守的道路,西域商人开始冒着危险不断地来到中国,进行各种物品的贸易,其中也有当时最贵重和值钱的商品——丝绸。丝绸之路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丝绸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它今天已被视若平常。古代罗马人对丝绸有着近乎崇拜的情感,有多少丝绸都不能满足他们骄奢的生活。丝绸颜色夺目,手感滑柔,他们不惜花重金购买——他们进口的一半物品是丝绸,为此,罗马的皇帝十分担忧,甚至试图禁止人们穿丝绸。可是罗马人根本不听,但是他们自己又何尝不觉得丝绸太昂贵了呢?据说历经整个丝绸之路的转运,到罗马时,丝绸已经贵如黄金了。罗马人派出代理商,试图直接到达那个遥远的,被人们称为塞里斯的国度,即“丝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尽管中国人乐于把丝绸卖给这些“野蛮人”,但并不想向他们暴露丝绸制造的秘密。古罗马史学家普林尼这样形容中国人制丝的过程:“塞里斯人因他们森林中的绒毛而闻名于世。他们用水把它们从树叶上冲下来,织成丝。”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罗马人仍相信他的说法。

  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它们从长安开始,经由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越中亚草原,进入波斯,到达地中海。其分支到达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和印度。全长八千多公里,途经一些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区,连接了古代最伟大的帝国: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丝绸之路也是玄奘取经的必经之地。

  天亮了,阳光洒进车厢,透过窗户,我看到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脉,上面有层层的梯田。核桃和柿子垂满了树枝,这儿一丛,那儿一簇,掩映着陈旧的砖房。烟囱里正冒着农家早饭的炊烟。列车把一个个村庄和行走在蜿蜒山路上的农民抛在身后。丝绸之路已不复存在,而且多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它,也不记得它曾经创造了怎样的一时之盛。我们对丝绸司空见惯,也知道它与蚕的关系,我小时候甚至把蚕当作宠物饲养。一年冬天,姥姥回老家,给我们带回苹果、花生、栗子,还有一小包蓬松的白色球状物——蚕茧。她说如果我们小心地照看它们,把它们放到不冷不热的地方,别让虫子咬了,等春天到来时,它们就会孵出蚕来。

  我把蚕茧放在枕边的鞋盒里,每天观察好多遍,盼望蚕宝宝出世。可是它们看起来干瘪瘪的,一点没有生命力,这里面怎么会跑出蚕宝宝呢?姥姥说别担心,它们在睡觉,不久就会醒过来。于是我像盼望春节一样等着它们醒来。一天放学回家,啊,我看见蚕茧破开了,有一些白色的蛾子。我很好奇,也有点失望,它们太丑了,一点都不像蝴蝶那样漂亮。姥姥让我耐心点。不久,蛾子在鞋盒的底上甩了白色的小斑点,几天后,它们就变成蚂蚁状的小动物。接着,它们蠕动起来,长成了小虫子,然后又像蛇一样地蜕皮。

  为了照顾蚕宝宝,每天一放学我就赶紧往家跑。姥姥说蚕喜欢吃桑叶,可是城里很难找到桑树,我们只能用白菜叶子代替。我们姐妹三个比赛,看谁的蚕长得最胖最白。最让我着魔的是蚕吐丝的时候,一根又亮又长的丝,无边无际。我们问姥姥这些丝用来做什么,她说做丝绸,是上好的衣料。我们说她骗人,她打开衣橱,取出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红棉袄,“这是你妈妈结婚时穿的。”我摸着它,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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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何尝不想?但是他不认路,也无法找到一个敢于违抗皇帝禁令把他带出玉门关的人——玉门关和它后面的5个烽火台是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个边防哨卡。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终于,他挂单的寺院帮助他找到磐陀——一个粟特商人,作他的向导。

  我们开车穿过安西县,这是个安静的城镇,小而规整,很少有超过三层的楼房。街道宽阔但无任何特色,也见不到几辆汽车和自行车,偶而有行人沿着路边便道慢慢散步,在商店前逗留片刻,互相闲聊几句。这里丝毫没有能引起我浮想连翩的丝绸之路的景象,甚至没有足以引起联想的痕迹。其实这里并不是玄奘被困的安西——昔日的瓜州现在已成了沙漠里的一个废墟。我突然感到,历史仅仅存在于书本上和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人的心中,而在现实中,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它是如此脆弱地被抹去了。我告诉司机,不要停车,直奔玉门关。

  玉门关在玄奘的时代是边关,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中土”与“蛮荒”、“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多少世纪以来,面对玉门关,我们的诗人们倾诉着他们对关外那个未知世界的恐惧,抒发着将要与西征野蛮民族的朋友告别时的伤感,还有对那些作为和亲牺牲品的公主们的惋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美丽忧伤的诗句,至今诵读,犹有无尽感怀。但是玄奘不觉如此。对他来说,玉门关外是一个充满知识、学问和智慧的世界。他迫不及待地要走入这个新世界。这大概就是智者与凡人、思想家与诗人的区别吧。

  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担心,玉门关原本应该离安西县城不远,他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你保证我们没走错吧?”“小姐,别担心。我们很快就到了。”他回头冲我一笑,似乎要打消我的疑虑。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远远地看到了一座烽火台,像一个损毁的大烟囱,矗立在荒野之中。我这才大大松了口气。
  快走近玉门关时,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当年玄奘一旦穿过这里,就出了国境。我们的车一直开到遗址前,四面围着栏杆。看门的是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人,正在晒太阳。他身后立着一块牌,上面写着:汉代玉门关遗址。我几乎叫起来了:这哪里是我要找的玉门关!这是汉朝的,在玄奘的时侯就已经被废弃了。
  “唐代玉门关在哪?”我急着问看门人。
  “在安西附近。”他回答。
  我质问司机:“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你不是说要看玉门关嘛,汉代的还是唐代的有什么关系?人们都是来这儿的。”

  我努力镇静下来。我发现自己和玄奘一样出师不利,就怪我当时没跟司机说清楚,跑了冤枉路,浪费了时间。这才是出西安后第一站,我就这样不慎重,接下来路途遥远,谢天谢地再也别犯这样的错误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过我也真不明白,唐代的玉门关换了地方,却仍然沿用旧称,看来人们真是对“玉门关”这一称呼情有独钟。

  既来之,则安之。想必唐代的玉门关和汉代的应相差无几。这里有一个烽火台,左右一眼望去,可以看见砂砾构成的岩垛,低低矮矮,成一条直线绵延数里,还有一堆堆很整齐的苇杆和沙柳枝,都覆盖在黄沙下。岁月流逝,天地无情,这就是这一段长城的遗留。当中国面临的威胁从西部转到北方时,这里的长城也就没有维持的必要了。但在汉朝,这个地方却行旅如织,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驻兵在这里检查过关证件,加强防卫,一旦发现危险,便点燃烽火报警。

  我从一个宽度只够人伸开胳膊的门廊进入烽火台。里面豁然开朗,足够容纳一个排的人操练。屋顶早已坍塌,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空。透过厚实的夯土泥墙的裂缝,我看到沙漠在热气中颤抖,一直延伸到天际。玄奘面临的也是这令人生畏的沙漠,而且他还不知道穿越沙漠的路有多长。

  司机觉得很抱歉。“那个唐代玉门关我可以带你去,但你为什么偏偏要到那儿去呢?”我早就该告诉他了,我在重走玄奘的路。“你怎么不早说?那咱们回去吧。那个关口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烽火台还值得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很小的展览馆。我不会多收你钱的。”

  我们沿着来的路往回开,不一会就到了另外一片遗址,司机说专家们认为这里就是玉门关外的第一座烽火台,现在只剩下堆得老高的泥丘和麦杆。这便是玄奘离开瓜州后又一次遇险的地方。到这里一看,我就明白了——除了旁边那座大茅屋,数十里之内再无一物,任何人都会暴露无遗。司机说的展览馆竟然就是这个茅屋。展览馆一半是用来展示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的有关内容,另一半描绘的是玄奘穿越大漠的情景。尽管展品不少,但还是难以让人想象出玄奘面临的真正的险情。

  其实,玄奘到达这里之前,就已经在露营时有了一次险些丧命的经历。一天半夜时分,他和向导槃陀乘着一只用树枝和芦苇做成的筏子,从十多里以外的一条河上,绕过了玉门关。过河后,槃陀建议先休息几个小时再偷偷溜过前面的5座烽火台。这个向导看上去不错:他熟悉地形,了解卫兵的习惯,知道如何绕过他们,不被发现。玄奘十分放心,默诵一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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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经常训导弟子说,生命就在呼吸间,生与死时刻邻壤。而且,对于佛教徒,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与来世的一个连接点。在生死之际,玄奘只好祈愿来生再来完成求法的使命吧。想到这里,他平静下来,不再惊慌,思考着下一步该做什么。他挣扎着站起来,抓紧马的缰绳。让他惊喜的是,老马也蹒跚着站了起来。他们走了大约十里路,老马突然掉转了方向,不论怎么拽,就是不回头。玄奘只得信马由缰。很快,他看到前方有一片绿草和一汪泉水,他得救了:老马果真识途!

  不知是否有一种天助的力量,它和人的意志、精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玄奘绝处逢生,战胜了恐惧和绝望,证明了在与自然和意志的抗争中,人可以获得天助,获得战胜一切的信心。我想,天助自助者。古往今来,一切成大事者,无不是这样证明的。

  玄奘和他的马在野马泉痛痛快快饮了个饱,剩下的路就好走多了。两天后,他走出了戈壁,走出了唐朝的边境,来到了西域。公元前一世纪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的一部分就被划入汉朝的版图,但随后被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占据。玄奘到达这里时,正值突厥人统治,不过,此时唐朝已是国富民强,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哪里容忍外族横行,正在秣马厉兵,准备把它收复回来。

  吐鲁番是新疆最大的绿洲之一,坐落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边。但不知道为什么吐鲁番车站又是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所不同的是,这次将有一个旅行社的导游来接我。我在电话里问他:“我怎么才能认出你呢?”他说:“我很胖,长得像庙门口的弥勒佛,人家叫我胖老马。”他的描述一点不错,我一出车厢门就认出了他。他穿着T恤,正在抹脸上的汗。我们相视一笑。

  “你要到旅馆休息一下吗?”他接过我的背包问道。“你说你对历史感兴趣,想知道唐僧在吐鲁番干了什么,没问题。好玩的多了。不着急,我们离市区还有好几十里路呢。”我问他为什么这个火车站和柳圆车站一样,远离城市,他笑道:“大概我们那时只能建直线铁路吧。”接着他又严肃起来:“哎,那个时代的疯狂事太多了!车站乱建算不了什么稀奇事。”

  5五分钟后,胖老马那破旧的北京吉普开出了车站,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晒得快要化了的柏油路上奔驰。夏天都快要过去了,胖老马还是像机车头一样大口喘气。见我有点好奇,他说:“你还没见我几星期前的样子呢!简直不敢动弹,天天都在50度以上。你知道过去那些当官儿的怎么办公吗?他们往盆子里放冰块,坐在上面批阅公文。”吐鲁番的热是有名的,这是因为它处于一块洼地正中,是全世界仅次于死海的海拔最低的地区。胖老马告诉我,吐鲁番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低地”,人们也称它为“火洲”。

  胖老马这人很风趣,听起来也很了解当地情况。我问他应该先看什么,他提议我们去高昌古城。“唐僧在那吃了不少苦头呢。”
  我们又开到沙漠里了,没有树木,没有农庄,没有一丝绿色。本地人或许观察力更敏锐一些,能看出其中蕴藏着的微妙不同。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所有的沙漠都是一片单调重复的荒凉,令人神伤。四周只有无垠的空旷,很难想象公元7世纪时它在诗人笔下是这样生气勃勃:
  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筍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磧,
  应驼白练到安西。
  在沙漠开了十多里后,我突然看见远处有树,指着天边那点绿色几乎要大叫起来。
  胖老马却说:“别激动,还远着呢。”
  又走了一二十里,眼前开始有白杨树,而后突然间,景象大大生动起来:连绵的哈密瓜地,一直爬到院内院外墙上的葡萄架,路边嬉笑的孩子,满载棉花的货车……虽然我没有饱尝丝路商人在烈日下奔波之累,也没有捱过玄奘取经所受饥渴之苦,但绿洲的突然出现,也让我真真切切感到了震撼——如此富饶,如此丰美,对于沙漠中的旅行者来说,真是生命的复苏。当玄奘走出荒凉的戈壁、进入富饶的高昌国时,我能想象他是何等心情!

  高昌古城遗址仍然气象宏伟,毕竟是丝路最古老富庶的王国之一,雄风千载犹存。在古代,它一直都是西域的第二大绿洲,也是草原丝路的起点、过往行人的必经之地。城外环绕的夯土泥墙高逾10米,周长逾5公里,今已部分破败。我们从窄小的西门进入,眼前是一片辽阔的景象。坍塌的屋宇,孤独的梁柱,更显古城的恢弘。蓝天下白云飞动,仿佛是一幕特技摄影。放眼望去,凹凸不平的墙壁已屹立千年,很难相信夯土的建筑能历时这么久。城中心正前方巍然立着一座高大的露台,仅遗留的基座就高达50米。胖老马说:“我们认为这里就是高昌王鞠文泰的王宫。”

  就是在这里,发生了玄奘西行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高昌王笃信佛教,国都寺庙林立,佛教、祆教、摩尼教,不一而足,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三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道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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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诸国的一大收入来自向过往商旅征收赋税,高昌国也是如此。一进城门,守卫就要求行人出示本国签发的过所,也就是通行证,商旅们依据牲口载重多少当场缴税。一匹骆驼平均能驮300斤,一只马或驴只能驮骆驼的一半。一支商队少则十余人,多则几千人——当然越大越好,这样商队更有势力财力保护自己。

  午餐后,我们出发寻找柏孜克里克石窟,当地人叫它“带画的石窟”。胖老马告诉我,这是新疆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之一,公元5世纪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征服此地前建造。起初是供僧侣坐禅,不久就成了俗家信徒们朝拜的中心;另外,丝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也向佛菩萨进贡,祈福旅途平安。玄奘没有提到这个地方,但胖老马确信他来朝拜过。“从高昌城到这里只有二十多里路,骑马一两个钟头就能到。再说高昌王要打动玄奘,绝对会想尽办法挽留他。从壁画的照片看,这地方当年一定漂亮极了。”

  我见过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的照片,极为精美,勾勒精细,色彩明丽,仿佛昨天刚刚完成。高昌王、王后、王子、公主、印度僧、波斯和罗马商人都身穿礼服,虔诚地站在两边墙上,正对着佛龛。由于他们资助石窟和壁画的修建,壁画上给他们千古留名。唐代一则记载对此窟——当时称宁戎窟寺——做了生动的描述:
  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嶒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祟岩,亦狠之于清獭。云蒸霞郁,草木蒙茏。见有僧祗,久著名额。

  我们乘车进入峡谷。山势陡峭,荒凉秃兀,我能听见峡谷深处激流的水声,却看不见水。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窄小的石头路上。突然,前方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地面,十多辆车停在那里。我飞快跳下了车,胖老马却没有动。
  “我在这儿等你吧。柏孜克里克石窟就这么回事:不看后悔,看了更后悔。自己去瞧瞧吧。”
  果然,尽管胖老马警告在先,石窟还是让我失望重重。照片上令我神往的华美壁画已荡然无存,五十多个石窟大多室门紧闭,就像没有动物的动物园。保存尚好的石窟几乎空无一物,只有几丝壁画的模糊痕迹,惟一能看清楚的是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和他的同伙将这些珍品掠夺到欧洲时用凿子留下的划痕。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其他新疆珍贵古迹惨遭列强掠夺。那是一个扩张成性的年代。一位学者这样描述:
  在维多利亚时代,最高大的英雄莫过于探险家。他们是好像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草木、动物、山水,甚至整个山脉,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博物馆、美术馆争先恐后展出他们带回的物品。他们撰写的描述异国风情的书永远是畅销书。

  入侵新疆的发端,是由于统治印度的英国与觊觎东亚的俄国的地缘争夺。随后其他列强也不甘落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英国、瑞典、德国、法国、日本、美国的探险家纷至沓来,竞相挖掘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尘封千年之久的失落文明。许多文物带有希腊、罗马风格的特征,他们因此抢得更加放肆,认为理所当然。他们没有失望:数以吨计的被劫掠文物,运往了世界各地,现仍在各大博物馆中向世人展示着丝绸之路文明和佛教的光辉历史。

  德国人把吐鲁番和库车等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绿洲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04到1906年,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的能说几门东方语言的勒柯克,带领他的助手于花了两年时间把整个吐鲁番的遗址挖了一遍。他们从一个牧民那里得知柏孜克里克,找到了这个积沙一直堆到洞顶的石窟。沙被清理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勒柯克在他的探险纪行《中国突厥斯坦埋藏的宝藏》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些绘画,我们的探险就绝对成功了。”他和助手用一把锤子、一个凿子、一把刀、一把狐尾锯,揭下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内保存最完好的壁画,装了整整103箱,每箱子重达100公斤以上。

  一年零八个月后,当这些文物在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里展出的时候,整个德国震惊了。而勒柯克居然认为自己对中国有功,“我们要强调:正是因为有欧洲考古学家,突厥斯坦的文物才获得了拯救。”他万万没有想到,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成为了这些珍贵文物的坟墓。这些在沙漠中保存了近两千年的壁画,却在1945年柏林的炮火中灰飞烟灭,只留少许供世人凭吊的照片。

  20分钟后,我走出了洞窟。悻悻而归的参观者不止我一个,一个穿着高跟鞋和黑绒裙的女人高声数落她的同伴:“我热得不行了,都怪你。我早说了应该去市场的……”
  我上了汽车,向胖老马抱怨起野蛮人犯下的罪行。
  他却说:“不全是德国人干的,也有我一个朋友的份。”
  “什么?你的朋友帮德国人抢劫?”
  “噢,不!那又是一回事。”
  十年前,几个石窟里还残留着一些壁画。他的朋友和五个业余考古学家的任务是用肥皂水清洗壁画。尘垢和泥土被洗掉了,一幅幅佛陀的头像浮现出来。说到这时,胖老马的声音低不可闻,仿佛怕被人听见。但几天后,干净的壁画出现了裂口,然后支离破碎,顷刻化为乌有。清洗不当导致颜料的粘胶破裂开来,饱经沧桑和一次次劫难而留存的壁画,就这样因为无知和莽撞被毁坏殆尽。
  我听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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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失落的文明



  在荒漠的宁静中,吐鲁番车站孤独无比,这里像是一个你永远也走不出去的地方,像是到了囹圄之地。太阳落山了,黄昏的凉爽取代了白天的酷热。这是丝绸之路上最适合商队旅行的时间,尽管这时很不安全。我跑到车站时,我乘的那班火车已经进站了,担心晚了,我慌忙上车。在车厢里,我才注意到站台上全副武装的警察。

  火车是开往库尔勒的,从库尔勒再坐几小时的汽车便是库车,古称龟兹,玄奘曾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还没坐稳,乘务员就过来查车票、身份证和护照,问我哪里上车哪里下车。10分钟后一个乘警又要求看我的证件。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又仔细地审视我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在抓逃犯?”我开玩笑说。
  “什么逃犯?这是我的工作。”他严肃地说,似乎对我的玩笑并不感兴趣。走开前他又对我说:“你要看好行李,如果有锁,把行李锁到床腿或桌腿上,要是没锁,把东西都放到枕头下。”
  我对他说了声谢谢,很奇怪他这么认真,但是注意安全没有坏处。

  对面是一对维族夫妇,那个男的伸了伸胳膊,耸耸肩,继续用我听不懂的维语说话。我感觉自己多余,让他们单独在一起最好。我起身散步,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直到无路可走。下一节车厢的门锁着,玻璃上蒙着一块深蓝的帘幕。一个汉族男人在过道吸烟,我问他,那边是不是有贵宾,一般老百姓哪里用的着这么保密?他笑道:“你不是新疆人吧?罪犯和你坐同一趟车去劳改农场呢。你上车的时候没注意到有些车厢的窗帘是关着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脱口而出:“我们没有危险吧?”
  “有什么好怕的,现在他们能干什么?要是他们没被押着,我们就倒霉了。”
  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想当年玄奘在这里也遇到了盗匪,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威胁。尽管高昌王给他派了一行人,但他依然未能幸免。离开高昌不久,玄奘和他的人马就遭到一群强盗拦截,幸亏他们抢了一些财物就扬长而去了。但是另外的数十名商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深夜出发赶路,第二天早上玄奘赶上他们时,只见尸横遍地,血染黄沙,性命财货被洗劫一空,可怜他们还没有走出几里路就遭如此下场。慧立说,玄奘被这次事件深深触动,从此夜里不再赶路。

  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塔克拉玛干的绿洲沉寂了,再也看不到绵延的驼队,再也听不到悠扬的驼铃。荒漠的戈壁、茫茫的沙海、高耸的雪山是天然的阻隔,而且这里距京城如此遥远。清王朝在18世纪重新控制了这片疆土之后,称其为“新疆”,而且很快就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流放地。皇帝自诩受命于天,死刑过多有损他的合法统治。流放显示了天子的仁德,也给边疆增加了劳力。从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大学问家纪晓岚,到虎门消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都曾放逐于此。新疆就是中国的西伯利亚,乌鲁木齐,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年轻的城市,就是在乾隆年间由远征塞外的军人、当地的百姓和来自各地的流放犯共同建造的。

  1949年以后,我们沿用了过去的传统。历次政治运动都揪出一大批“阶级敌人”,其中不少被送往新疆劳改农场。再加上各种刑事重犯,使这里的犯人越来越多。在许多人的眼里,新疆似乎就是一个遥远、荒凉的放逐之地,而这种印象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时候,每当我淘气时,父母就吓唬我说:“再不听话就送你去新疆,到姑姑那儿受罪去!别想再回来!”新疆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只是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偏远、去了就回不来的地方。为什么姑姑会到那里去?

  后来我才知道,姑姑1952年支边来到新疆。那年政府在村子里招募志愿者,她看见宣传图片上的新疆就像人间天堂:蓝天下,无边无尽的草原上是成群的牛羊,丰饶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维族少男少女英俊漂亮。于是她动了心思。但是我爷爷一听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去:“只有疯子才会去那儿,那是个关押犯人的地方!”姑姑不听,她不愿在穷乡僻壤待上一辈子,新疆是她改变命运的钥匙。一天晚上,她没告诉父母便悄悄离开了家。

  我长大后,家人鼓励我给姑姑写信,但又不让我提起我们家的生活,免得她想家。我在信中只是一再重复我们多么想念她们一家,结尾总是那一句:“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们。”很快我意识到,这一天遥遥无期。母亲说,去新疆要坐七天火车,一天汽车,我们家和姑姑家都付不起这笔路费。终于在1980年,姑姑、姑父带着他们四个孩子来看望我们;两年后,我和父亲又去了趟新疆。多年来,我家和姑姑一家大多数时间只靠通信保持联系。从我自己来说,对姑姑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是父亲只有这么一个妹妹,他们天各一方,难以见面,作为哥哥,对她照顾不多,我想他一定心怀内疚。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兄妹见面的机会也是限的。父亲在世时,我们家每年有一个仪式:过年时欢欢喜喜照一张全家福给姑姑寄去,同时寄些糖果、花生,还有一封长信、一点钱,还寄过收音机这样的奢侈品。40年过去了,母亲仍然这样做,她对我们说:“这是告诉她,咱家没有扔下她。”

  这次我出发前,母亲又准备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最新的全家福,一封信和给姑父的一瓶酒。姑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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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合默德坐在前排,我们聊天时,他说话缓慢而有力,偶尔转身看看我。他是一个典型的维族人:浓黑的眉毛,深陷的眼睛,直直的鼻子,一幅桀骜不驯的神情。他的祖先回鹘人很受唐代妇女推崇,他们头戴瓜皮帽,身着骑装和靴子,在长安城里招摇过市,潇洒风流。皇帝曾下旨不准许长安的回鹘人“引诱”中国女人、娶她们为妻妾。当我把这个史事告诉了阿合默德时,他并不觉得好笑:“今天就算允许,也很少有维族男人娶汉族女人,这样他会被本族人看不起。”

  那么他这次陪同我呢?
  “噢,很多维族人没工作,”阿合默德严肃地说,“他们会想,我是你的向导、翻译,甚至保镖。我可以告诉你,没几个汉族女人敢独自在新疆旅游的,太不安全了。”
  他向我要过手里的旅游指南。“看看这上面怎么介绍库车的吧。人口:3万,大概是玄奘时代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三是维族人;宗教:伊斯兰,老城里有三个大清真寺,但有六个佛教遗址;气候:温和少雨,这和唐朝差不多,但我想那时肯定比现在好;本地特产:库车女人和音乐,这是从你们唐僧的时代继承下来的。”我笑了,他是在模仿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对库车的描述。接着他又自信地说:“别担心,我们会找到玄奘时的龟兹的,就在克孜尔千佛洞的墙壁上。”

  “但愿如此。”嘴上这么说着,我心里并没底。
  我们找到了一个旅馆,匆匆吃了顿午饭,便向克孜尔千佛洞出发了。开了大约一小时,在一块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洲边上停下来。一条土路蜿蜒在灌木与树林间,一直通向前方的山。山脚下是一丛白杨树,它后面数十个佛窟悬在巨大陡峭的山岩上。克孜尔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红色,在正午的日头下果然炽热如火。玄奘在他的书中没有谈到这些洞窟,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洞窟当时叫什么,但他一定来过此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石窟,也是当时西域最大的石窟群,始建于公元3世纪,建成于公元9世纪,6至7世纪时声名最盛,正是玄奘经过龟兹的时候。根据慧立的记述,玄奘曾探访过龟兹城内外的景观。

  但是,最令玄奘激动的是,龟兹是他崇敬的高僧鸠摩罗什的出生地。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他7岁时赴喀什米尔学习梵文和佛经,回到西域后说法传教,名声鹊起。公元385年,后秦主姚兴征服龟兹时,特意将他请来,极尽礼遇,奉为国师,并请他主持佛经的翻译。在此之前,翻译过来的佛经是零散的,而且数量不多。鸠摩罗什翻译的经文之多,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经典,质量之高,开历史之先河。玄奘学习的佛经很多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直到今天,中国僧人读的《阿弥陀佛经》、《金刚经》和《大智度论》,依然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在玄奘之前,他是中国佛教传播第一人。

  龟兹石窟研究院前矗立着一尊鸠摩罗什青铜像,姿态很像罗丹的《思想者》。正当我打量着它,追想鸠摩罗什传奇的一生和他对玄奘的影响时,阿合默德买好了门票,还带来了导游小贾。寒暄之后,递上一支烟,言谈间他们得知俩人都在新疆大学学习过。阿合默德请小贾领我们看看玄奘时代最典型的壁画,小贾却说:“太遗憾了,最美的不在这里,而在柏林,龟兹最有价值的壁画都被德国人挖走了。”

  他的话正好印证了罪魁祸首勒柯克在《中国突厥斯坦埋藏的宝藏》一书中的记载,他写道:“我们处处发现崭新的,没有发掘过的庙宇,里面是最有意味、艺术上最完美的绘画。每天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一次次的惊喜,我们生活的烦恼也可以置之度外。”

  “我尽量找些好看的给你们看,”小贾热情地说。他带我们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我们在205号窟前停下来。窟内幽深黑暗,乍进洞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过了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我们发现面对的是一堵白墙。
  阿合默德问:“这是什么?”
  “你大概已经看过照片。”小贾从兜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亮开手电筒。“壁画原来就在这个位置,被德国人偷走了。”从书上的照片可以看见,国王和王后站在一个僧人的旁边,他们身穿深绿色的礼服,女人戴着华贵的头冠,男人头上有一道光环。他们黑发圆脸,面相开朗,神情温和,头微微低着看着左边。王后伸出手掌,不像是祈祷,更像是一个欢愉的姿势。“我们认为他们是玄奘那个时候龟兹国的国王和王后。你瞧,他们的样子像不像在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宾——没准儿就是你的玄奘?”

  玄奘告诉我们,龟兹国的国王和王后率全国僧人迎接他,次日在皇宫摆筵设席,为他接风。玄奘感谢这样的礼遇,但却对主人略有微词。他说国王懦弱无能,被强悍的大臣摆布。但不论如何,他们都认识到了与强邻中国修好的重要性,因此想从这个中国僧人身上多了解一点刚刚登基的唐太宗。龟兹曾于公元384年陷落于前秦兵马,被掠取的战利品装了两万匹骆驼,一万匹马。龟兹国王接见玄奘后,又向唐朝晋献了一批良马,希望以此抚慰大唐帝国,换来太平。

  宴会上,国王下令演奏龟兹乐来招待他们的上宾。从长安到撒马尔罕,龟兹乐在丝绸之路上享有盛名。数以千计的龟兹乐人舞伎充斥着唐朝的宫廷,龟兹乐曲和羌笛、筚篥、羯鼓等乐器也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唐乐。唐代的龟兹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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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最想看库木吐拉的22号洞窟,这里的壁画是整个龟兹佛教艺术的明珠,在所有相关的书上都能看到复制品。12位菩萨围成圆圈站在一个巨大的莲花座上,他们头戴王冠,神情舒展,裸露的上半身缀着流苏、珠宝、手镯。我忘不了他们的八字须,半开半闭的眼睛里透露出梦幻般的神情和冥思的满足。龟兹的石窟深受印度的影响,菩萨们看上去像印度王子,舞伎也像是从印度寺院直接搬过来的。这个洞窟的价值无可比拟,它看起来好像是印度工匠们为一位富有的印度供养人精心雕凿的,可能是为家人或者僧侣们祷告坐禅用的。如果玄奘来到这里,一定会激发起他对印度更大的渴望。

  我到底也没有看成这个洞窟,很是沮丧。晚上,阿合默德带我去老城,想弥补一下白天的缺憾,好让我这一天有一个愉快的的结束。库车老城和新城只有一街之隔,但迥然不同。这里房子都是泥盖的,和沙漠一个色调。树木在厚厚的尘土下没精打采地低垂着。我们穿过一个集市,最后的几个摊位还在卖剩下的哈密瓜片和蔫儿了的蔬菜。戴着白帽子、身穿夹袄的老人在这傍晚时分三三两两地站着。没有车辆,只有一两辆驴车和几辆自行车经过。这是一个沉寂的地方,它最好的时光早已过去。我本想在老城找到老味道,但却发现,有的只是没落和衰败,而我想寻访的历史,却也在这种没落和衰败中荡然无存了。我们慢慢地朝夜市区走去。经过一个院子时,突然听到里面传出的音乐声和叫好声。

  “是婚礼!”阿合默德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我们也进去,和他们一起庆祝。你不是早就说想看看库车人的音乐天赋吗?”
  “这行吗?”
  “没问题,我们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有我呢。”
  这是一个宽敞的老院子,里面有几株繁茂的大树,还有典型的葡萄架,果实累累。绿荫下有一片空场,四周铺着地毯,上面摆着大块的馕,整盘的羊肉,还有哈密瓜、糖果、干果。人们环坐着,中间是新婚夫妇,带着孩子的妇女忙前忙后,男人们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我是人群里惟一的汉族人,阿合默德没有把我介绍给大家,人们起先有些好奇地看着我,继而露出微笑,在我面前堆起一大堆吃的,热情地打着手势请我品尝。

  突然音乐响起来了,大家都站起来跳舞,他们也邀请我一起跳。舞蹈很快就进入了高潮。女人们穿着红色长裙和绣着金边的黑马甲,鼓点紧促,琴声起伏,她们越跳越快,裙子飞舞,瓜皮帽下的辫子也在飞转。我真担心她们会扭伤了脚踝——她们都穿着高跟鞋!但她们越跳越有劲。克孜尔千佛洞的画家一定见过这样的舞姿,否则,壁画上的人物就不会那么惟妙惟肖。恍惚之中,我觉得壁画上的音乐家似乎走下来参加了这个婚礼。

  毕竟这是一个完满结局。从婚礼回到旅店,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实在太多了。玄奘笔下的龟兹和我所见的库车判若两地。我原以为新疆就是一个荒凉的流放之地,没有料到,在它那不动声色、冷漠枯燥、近乎死寂的外表之下,蕴含着如此多元的世界,蕴藏着这样灿烂的文明。千佛洞里性感的飞天,与印度寺庙中的相比毫不逊色,她们动情地舞着,徒劳地试图诱惑佛陀;马背上的骑士披挂着波斯萨珊王朝的盔甲,为佛陀的舍利英勇而战;壁画四周用作装饰的鸟儿栖息在树枝上的图案,颇有中国画的韵味;希腊太阳神和月亮神从壁顶俯瞰着我们,阿波罗跷着腿坐在战车上,光环笼罩,披风摇曳;对面驾车奔驰的是阿忒密斯,她四周是一圈暗色的光环,象征着黑夜。还有那些供养人的画像,他们生动完整、充满个性、呼之欲出,然而却只能默默无语。这些失落文明的见证人已经无法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背井离乡来到这片不毛之地,建立了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又为什么在当时那个充满争战和敌意的世界里,对不同民族和不同价值观表现出尊重和宽容?

  我努力地思索着,却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也许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姑姑会有更深的感受。她会不会给我以启发呢?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了,但在电话里,她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告诉她我第二天就去看她时,她沉默良久,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当她知道我人真的在新疆时,顿时哭出声来。我后悔了,也许这个电话应该到了库尔勒再打,她这一晚上肯定彻夜难眠。我也几乎一夜没合眼睛:我所知道的姑姑的故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脑海中。

  1952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姑离开老家,坐了3个月的火车、卡车和马车,终于来到了新疆——这个她神往的地方。但是,眼前景象让她惊呆了:没有树、没有动物、更没有房屋,除了远处的地平线,这里荒无人烟。她本能地退缩着,不肯从卡车上下来。“你们说的工厂在哪里?”她愤怒而又绝望地喊道。当护送的士兵说她们必须自己动手建厂时,她顿时眼前一片眩晕。

  一切从零开始,他们必须在荒漠开垦土地,自己养活自己,就像古代戌边的部队保卫边疆同时自给自足一样。第一年他们睡在自己凿的地洞里,除了野菜没有别的可吃。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便能种上第一季庄稼。直到今天,在明月高挂的夜晚,姑姑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在有月光的夜晚通宵劳动。姑姑第一年的日子是和着泪水过来的,尤其是当她听到奶奶发疯并在河里淹死的噩耗时,她后悔自己造了孽,也哀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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