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因为盲目相信人的理性力量,有一种简单的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向善主义,以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人的各种物质欲望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在这样一个充分满足的未来世界里,在全球一体化的“物质大同社会”之中,轴心文明所思考的那些宗教、人文和信仰的问题、统统都会迎刃而解。经济学有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认为人都是“经济理性人”,都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地、理性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庸俗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与消费主义和物欲主义内在呼应,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于,人性就这么单面吗?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吗?除了物欲的满足,他是否还有德性的自我肯定和精神的安顿?人毕竟不是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一点点差别,不是因为他是“经济理性人”――动物的本能也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以理性的合作方式,乃是人是伦理的动物,有道德的动物,有价值追求的高级动物。而这样的价值和道德追求,集中体现在轴心时代的高级宗教和高级文明之中。
儒家文化作为轴心时代的高级文明,内在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儒家对待世俗生活,具有两面,一面是修身,另一面是经世。修身一面所代表的是重义轻利,这个传统是主流;但儒家也有功利主义的一面,即那个经世的传统,从荀子到陈亮、叶适、王安石、张居正。修身和经世这两面在儒家内部可以说一方面互补,另一方面叶有紧张。在古代,重义轻利是主流。但到晚清以后,儒家的功利主义一面被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富强说和唯物主义诱发和刺激,从洋务运动伊始,逐渐成为主流。由于儒家不是宗教,当其内部的修身一面在世俗化面前抵挡不住,其人文传统便走向衰落,功利主义在华人世界日益弥漫。从世界范围来说,华人如今成为最物欲、最功利一族。对什么是好的生活,好的人生,如今处于非常同质化、同一化的状态。那就是被各种各样幸福指标所确定的“好”,物欲性的“好”。今天中国的城市和乡镇,走到哪里,都一个面貌,愈来愈趋同,生活方式、价值观也愈来愈同质化,这非常可悲。传统社会中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多元的信仰和多元的生活世界,正在流失。
本来,作为轴心文明,中国文化也有其超越世界,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之中神圣和世俗是二元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文明传统来说,天命、天道、天理等超越世界与世俗世界并不是二元的,而是内在镶嵌、彼此相通的。天人相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汉儒所说的“天人感应”,另外一种是宋儒论证的“天人合一”。中国人很有现实感,很世俗,我很赞成汪晖的一个分析,他说,古代中国有世俗,但没有世俗化。中国人的世俗世界背后有超越,社会政治秩序和人心秩序,背后有一个超越的世界,那就是天命、天道和天理的世界,这个超越的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了价值的终极源头和存在的正当性。但中国的超越世界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又与人心与现实秩序内在沟通,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之中有神圣。
那么中国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的?过去总是讲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冲击的结果,是一种所谓的“后发现代化”。这一说法现在看来大有问题。张灏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叫做“刺激”与“发酵”。意思是说,从思想层面而言,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思潮的刺激之下,中国轴心文明中的另外一些非主流因素开始发酵,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内在的正当性和历史资源,比如儒家经世传统的重新激活、佛教、墨家等诸子百家的复兴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现象,是中国思想内在变动的结果。张灏先生认为:从1895年到1925年,也就是从清末维新到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不过,假如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现代性转型的起源可能更早,以日本京都学派的看法来说,宋明的中国已经进入经世,已经发生了早期的近代化。我个人的看法是,至少从明代的阳明学开始,中国已经有了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为什么这样说?现代性的发生和世俗化的开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是宇宙观的变化。传统世界的宇宙观是一个有机论的世界观,神或自然居于整个世界的终极或顶端,整个世界是一个存在之链,因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只是这有机世界中最有灵性的一部分,依然要服从神或天意的法则。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新教改革虽然将人从神性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世俗生活和意志自由的价值和意义,但整个宇宙观还是中世纪的。欧洲一直要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主义的出现,宇宙观才发生一个大变动,从传统的有机论宇宙观变为现代的机械论宇宙观,因而才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而完全进入了“现代”。
中国的现代性变迁也同样如此。之所以说明代的阳明学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乃是“个人”通过良知已经在阳明学之中获得了解放,虽然良知还在天理的世界观之中,但重心已经不在普世的天理,而是个人的良知。王学之后王心斋和李卓吾分别从“意志的个人”和“私欲的个人”两个层面,肯定了“个人”的内在价值。中国式的科学革命和理性主义运动发生在晚清,公理世界观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宇宙观的解体和现代宇宙观的诞生。因而才有五四那样激烈的启蒙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世俗化乃是从明代到晚清再到五四逐步变迁而来,这是中国思想内部地壳运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对西方的被动反应。到了五四运动之后,甚至连公理也不提了,思想界只讲公意(general will),乃至民意。从天理到公理,再到公意,最后到民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世俗化和超越世界的解体,不是一个突变,而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内在演化。天理的超越世界在明代阳明学那里,从良知和人欲两个方面被打开缺口,到晚清天理世界观被公理世界观替代,但公理世界观虽然不具有超越性,但仍然具有天理世界观的世俗特征,具有客观性和普世性。到五四时期公意逐渐替代公理,公意作为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是人自我立法的产物,但多少还有稳定性和客观性。然而,到1925年之后,连公意也被民意颠覆,只看此时此地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意志的时候,民意便完全成为主观的、变动不居的东西。由于缺乏相应的民主制度,民意无法通过制度的程序呈现,各种政治势力皆宣称自己代表民意,成为“被代表的民意”。 由于超越世界的消失,神圣性被解魅,现实世界中冒出各种意识形态,冒充神圣性,从国家、公意到神魅人物,都在自我神化,冒充神圣性。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的极权主义,都与凡人凡物冒充神圣有关。这些神圣之物、神魅人物由于不具有超越性,都在历史的实践里面暴露出凡俗的一面,最后一一以历史的悲剧收场。
当超越世界逐渐衰落,而且连超越世界的世俗形态也衰落之后,这个世界便变成完全是人造的世界,一个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建构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然是人的自由意志建构起来的,那么传统世界中那些有意味的部分便消解了,你的意义不是我的意义,我的“好“也不是你的“好”,甚至各有各的民意。价值失去了超越世界的基础,失去了客观性和普世性。人们相信,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乌托邦,创造一个新世界,制造时代所需要的新人。如今“制造”和“想象“大为流行,“制造中国”、“想象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超越世界崩盘之后世俗社会的特征。然而,超越世界难道真的消失了吗?世俗社会中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何在?人心中的价值源头何在?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是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中非常核心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世俗化社会本身的内在限制,超越世界不是被完全消解了,而是正在以某种方式在复活,后世俗社会中宗教的复兴、道德的政治化、伦理秩序的重建,乃至人文价值的重提,都是这一问题的体现。任何一种有价值意义的生活,它都具有某些超越的性质。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社会想象》中最后这样说:“在当地世界的世俗性里,上或宗教并非真的在公共空间里缺席,而是成为个体或群体的个人认同的核心成分。……这里的‘世俗’并不是人们惯用的松散意义下的‘世俗’(意味着宗教的缺席),而是意味着宗教占据一种不同的位置,与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发生于凡俗时间里的意识并行不悖”。世俗社会中的宗教、超越与神圣,这不仅是西方的问题,也同样是中国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