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译经中梵语翻译人才的培养。。作者 : 崔峰
佛教传人中国后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翻译佛经。最初只是个人行为,直到4世纪后期,后秦统治者才把鸠摩罗什的译经纳入到国家事业当中。到了隋唐,国家专门设立翻经院。唐武宗灭佛使得译经中断,百余年后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于太平兴国寺西院设立译经三堂,并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完成译经院,专司译经。至神宗元丰五年(1082)译经院废置为止,百年之间,译经不辍,共译成259部,727卷,仅次于唐代。由此可知,北宋朝廷在译经上的投入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其成果不及唐代,但对提高佛教地位及佛教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从佛教传人中国直到隋唐,汉僧要懂得梵语,都是师事来自印度或西域的僧人学习,或是亲自到印度求法学习,而宋代由朝廷负责组织培养通晓梵文并能够从事译经的人才,可以说是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创举。 一、译场梵语人才培养的由衷
宋代译场之兴起,有现实的原因,也有统治者主观上的原因。宋太祖即位后,西域不断有僧侣来华。除了梵僧之外,也有求法归来的华僧。这些僧人往往偕西域使者赍经而返。这就给宋代译场的兴起带来客观物质条件。而太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译经院作为促进对外关系的窗口,同时希望通过译经,使佛教有更多新的有利于统治的“治心”思想出现,这是宋代译场得以兴起的主观条件,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记载,太宗在新经首次译成之日对大臣们云:“佛徒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庶人无位,纵或修行自苦,不过独善一身。如梁武帝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见之甚,为后代笑。为君者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其非修行之道乎?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宋太宗对于佛教的理解,更大程度上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居多。所以宋代译经院的兴建,与太宗治国策略的政治目的有极大的关系。
其次,太宗立译经院也考虑到国家的外交问题。中国与中亚、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交往,历来都是以佛教为纽带,宋朝也不例外。太宗时,继续执行太祖时与西域交通的政策,鼓励中亚各国及天竺派遣僧侣使者来宋,并召令太祖时赴西域的157人僧团得还者充为导游,带领西域人士人宋朝觐。到景佑二年(1035)止,由五天竺来汴京进贡梵经的僧侣即有80人,此土西去取经得还者138人。太宗立译经院,需要大量的梵经,所以兴建之初,就敕收天下梵夹,并对进献者皆有赏赐。这在客观上无疑可以刺激来往僧侣及使者,大大有利于宋王朝的对外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据关德栋《五代及宋代中印佛教僧侣的往来与译经》之考察,从太宗宣布建译经院(980)起至真宗即位(998)不到20年间就有进梵经者11起,而在此之前的五代初(907)到太宗建译经院(980)70多年间才有4起进梵经之事,完全符合太宗的对外愿望。太宗的译经计划应该有这个政治功利思想在内。
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天竺迦湿弥罗僧天息灾及乌填国僧施护至北宋。太宗本身崇尚佛教,见到僧人法天和两位西域高僧梵汉皆通,太宗“遂有意翻译”。[1]译经堂设译主,主要由梵僧天息灾、法天、施护来担任。由于唐武宗和周世宗的灭佛,中国佛教走向衰落,而当时印度本土的佛教也逐渐走向衰落,再加上西域各国当时纷争不断,交通不畅,致使来华的僧人减少。由于当时译经人才的缺乏和为了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天息灾等人建议培养佛经翻译人才。太平兴国八年(983)七月:“天息灾奏请:窃见教法东流,历朝翻译、宣传佛语,首在梵僧。其如天竺中华方域悬阻,或遇梵僧有阙,则虑翻译复停,欲乞两街僧司选诸寺院童子五十人,就译经院先令攻习梵字,后令精穷梵文,所贵成就梵学,继续翻宣。”[2]《宋会要辑稿》也有记载:“历朝翻译,宣传佛语,并在梵僧。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则译场废绝。”[3]天息灾作为译经院成立后的第一任译主,深感责任重大,考虑到译经院需要不少懂得梵语的僧人,所以才力奏此议。
二、学习的课程和内容
译经院招收的这些梵学僧,除了进行集体形式学习外,可能还分属不同的老师给予个别指导。如惟净“诏依沙门法贤为受学阉梨”。法贤就是天息灾,是当时译经院地位最高的梵僧,对于惟净这样的好学生,也要跟随最好的老师教授。此外法天和施护也有贴身弟子。咸平四年(1001)法天顺化,诏度法天童行2人为僧。而施护曾上言:“其受弟子澄珠、文一教习梵章,颇能通授,望充梵学之职。”他的两个弟子澄珠和文一也是梵学僧人中的佼佼者,后来在译经中充当笔受之职。
根据文献记载,惟净人译经院时,“诏依沙门法贤为阿阁梨,遂传声明悉昙章及梵经义理。惟净受教,有同宿才。次年,以习梵章通利,始落发受具。雍熙三年,亲写梵经以进,诏补梵学充职,又受瑜伽秘密教法,仅二十载,由是梵字本母悉洞达之。”由此可知,在梵语教学中,僧人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声明、悉昙章以及梵经义理等。
悉昙章和声明是学习梵语语言文字和语法的基本教材。《宋高僧传·不空传》记载,唐代8世纪释不空“年十五师事金刚智三藏,导以梵本悉昙及声明论浃旬已通彻矣、师大异之,与受菩萨戒。”《宋高僧传,唐京师满月传》也载:“时悟达国师知玄,好学声明,礼月为师。情相款密指教梵字并音字之缘界,悉昙八转深得幽趣。玄曰:异哉。”看来在唐代声明和悉昙章就已经成为学习梵语的普通用书了。
悉昙章是中国僧人学习梵语的初级用书,是对梵文字母的最初学习。古梵文称悉昙(Siddham),为“成就”、“吉祥”的意思,相传是梵天所造、经典使用的语言。义净说:“一则创学悉谈章。亦名悉地罗窜睹。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俱以成就吉祥为目。”[4]其实在齐、梁时期已经成为相当流行的学问。灵味寺宝亮所集《大般涅盘经集解》卷21《文字品》就广泛引用道生、僧亮、僧宗等人对“十四音”的解释。如僧宗说:“传译云十四音者,为天下音之本也。如善用宫商,于十四音中随宜制语,是故为一切字本也。”文人中懂梵文的也不在少数,如梁武帝萧衍还探讨过“十四音”问题。饶宗颐先生在这方面有详细考辩。
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印度商人与美索不达米亚地方的人(闪族的一支)接触,乃将闪族的22个字母传往印度。经过印度人的整理,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时,终于制作出40个左右的字母。公元1世纪左右,北方的梵字逐渐变成方形字体,南方的梵字逐渐变成圆形字体。其中,北方由4世纪至5世纪间发展成笈多文字,6世纪再由笈多文字衍生悉昙字母。悉昙字母后来传人中国及日本等地,同时笈多文字也流传于龟兹、于阗等地而形成特殊字母,为各种中亚古语言所采用。义净说:“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转,成一十八章,总有一万余字,合三百余颂。凡言一颂,乃有四句,一句八字,总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颂大颂,不可具述。六岁童子学之,六月方了,斯乃相传。是大自在天之所说也。”[4]
现存这类梵文拼音的书最著名的就是唐代沙门智广的《悉昙字记》。通过智广传的自序可推知,该书大约出在8世纪末叶。书中所用的字母书写体即8、9世纪时印度所流行的悉昙字母。本书自宋代以后逐渐消失,在唐末传到日本成为真言宗人学习梵字的必读之书。有关它的著述很多,有宗教(809-886)的《悉昙和记》,安然(841-901)的《悉昙藏》,淳佑(890-953)的《悉昙集记》等书。看来在北宋初译经院建立时,悉昙仍然是学习梵语流传甚广的书,开设声明和悉昙的课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宋史》(艺文志)载郑樵论梵书3卷,其书不存。《通志》(六书略)记有论华梵3则,他说“华则一音该一字,梵则一字或贯数音”;“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郑樵对梵文有相当的了解和论述,看来当时流传较广。
声明也是梵文文字和语法学习的基础课程,只有学好声明,才能谈的上其他知识的学习。《大唐西域记》第2卷,玄奘说犍陀罗国某邑“是制《声明论》波你尼仙本生处也”。“捃摭群言,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二言,究极今古,总括文言。”这里是说在波你尼前,印度语法学散乱,而波你尼是集大成者留下了《波你尼经》一书,因内容有8章,亦称《八章书》,也就是玄奘称的《声明论》,是学习梵语的向导。该书近4000句口诀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语法体系。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说:“颂有三千”,“释有十四千颂”。这成为以后印度学习梵语文字语法的权威性著作。
印度古代的五明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包括了大乘菩萨所学的全部学术。《西域记》卷2说:“声明,释诂训字,诠目疏别。”其内容,据《瑜伽师地论·闻所成地》的解释具有六相,主要讲名词动词的分类,字的构成方法,句、文的构成等内容。《悉昙章》、《略诠》、《八界论》、《闻择迦沦》和《温那地论》据义净所说是印度学习声明开始必修的论典。修学的年限,《悉昙章》约6月,声明《略诠》约8月,后3种约3年。
惟净于景祐二年(1035)与法护等共撰《景佑天竺字源》7卷,这成为以后梵语人才培养的又一教科书。全书在总结华梵对译经验的基础上将悉昙的缀字法分类为18章,以梵汉两种文字并举而解其音义,修正了不少《悉昙字记》中之对译字,成为一代音译的典范之作。由于该书的重要意义,景佑二年(1035),仁宗《御制天竺字源序》赐给译经院。圣赞曰:“法护、惟净以华梵对翻为七卷,声明之学实肇于兹。”
在学习梵文有了一定的基础后,还要进行梵经义理的深造。佛教义学博大精深,只有长期的研究与摸索,才能最终达到一定的理论境界。《宋高僧传》记载密宗始祖金刚智10岁时出家那烂陀寺,依寂静智学《声明论》;15岁往西印度学《法称论》,4年后又返回那烂陀寺。20岁受具足戒后,专攻大小乘律、论,凡6年。28岁赴迦毗罗卫城,就胜贤论师学《瑜伽师地论》、《唯识论》、《辨中边论》等3年;31岁转赴南印度向龙智学《金刚顶瑜伽经》、《大毗卢遮那总持陀罗尼法门》及《五明论》等,受五部灌顶,自此专心致意密教。而《宋高僧传》记载义净在印度由开始梵语的学习到各类佛经的学习经历了多年长期的磨砺。
三、译经院培养的人才及其成就
译经院成立后每年都有度童,一年9人、10人、11人、12人不等,这些僧人来做杂工还是学习梵语,目前尚不得知。但是译经院正式大规模选举学童的记载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译经院落成之初。太平兴国八年(983)天息灾上奏选诸寺院童子50人,太宗允之。“乃诏殿头高品王文寿于左右街僧司集京城童子500人以选之,得惟净等50人。是月左街僧录神曜引惟净等见于崇政殿,太宗令各诵所习经文,仍谕以励力勤习;用副精选。即日并送译经院受学八月。”看来太宗对此事相当重视,亲自于崇政殿面试,并给以鼓励。使译经院在例行的译务之外又负责梵学的教授。同时,为使梵经之来源无缺,太宗又下诏于陕西诸路访求私藏梵经。
第二次是在景佑三年(1036),诏选童子50人习梵文。这一次,也是在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选拔的。从总体上看规模较小,选拔没有定制,但毕竟对宋代佛教产生深远影响。
译经院为宋代佛教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在众多培养的梵学僧中,惟净是最为著名和最有成就的一位。惟净在11岁时就被选中攻读梵学,而到了真正谙熟译经时已经经历了近20余年。由于他的不凡表现,受到皇帝的器重,赐号“光梵大师”,与法护成为并肩齐座的译主。文献中写到:
惟净受教,有同宿才。次年,以习梵章通利,始落发受具。雍熙三年,亲写梵经以进,诏补梵学充职,又受瑜伽秘密教法,仅二十载,由是梵字本母悉洞达之。每一睹梵章,历然如诵,至于天竺音义,无不通究。复对注真言诠解、秘印,多所允协。常以华竺之文对参奥义,自得古师翻译之旨。传《维摩》、《般若心经》,通因明论,洞晓精要。端拱二年十月召见,太宗亲加抚谕,诏充笔受,赐紫衣,别加颁赍,仍给曰俸。淳化三年十月赐号光梵大师。咸平四年充证文,景德三年证梵文。大中祥符二年,上以惟净不游天竺自晓梵章,求之古人,斯为难矣!诏令(与梵僧法护)同译经文,并加俸给。译经沙门自法贤起,惟净为第六人。[5]
惟净由于自己的天赋,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为宋代译经事业作出了贡献。其实,译经院经过培养后许多梵学僧人被派用到译经事业中去。慧询、绍德等人还在译经中担任过笔受的重要职位。淳化五年(994),梵学沙门智江、致宗二人沼受笔受、缀文。施护的受学弟子澄珠、文一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博通华梵,明天竺字音,诏充笔受,备加俸给”。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沙门文涉、志缄等充梵学。而文涉在天禧元年(1017)二月请旨去天竺,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为求法作出了贡献。梵学沙门慧灯和道隆也是出自译经院。
至景佑二年,宋代译出大小乘佛教经论共243部。此后,虽仍续有翻译,但西域献来之梵经已不多,虽仁宗曾遣僧人西域求经,但仍感不足。另一方面,翻译人才日渐凋谢,译事难以为继,故译成之佛经数量就愈少。仁宗天圣年间,西域进献的梵经已多译完,新本又缺,译经三藏法护、惟净年事亦高,曾于天圣五年(1027)两度上奏,乞老归山:“近者五天竺所贡经叶,多是已备之文,鲜得新经,法护愿回天竺,惟净乞止龙门山寺。”[6]二人之请,虽未经仁宗允许,但新经缺乏与主译者之老化,使译场呈现青黄不接之困境。但由于宋朝对梵经之搜集与翻译之勤,使译经事业不致中断。译经院(传法院)发挥了设立之宗旨与预期之功能。宋代译场成立于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废译经院;元丰五年(1082)又罢译经史、润文官,直至最后退出历史舞台。100年的时间里共译出经律论270余部,821卷,数量比唐代略有不足,但还是很可观的。
宋代译经所处的时期是印度佛教晚期,不像唐代有源源不断的佛经梵本从西方传来,以致因为缺少梵经,传法院几次出现罢译和停止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宋代这种梵语译经人才的培养规模小,未成定制,并一度受到影响,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发展状况和国家的实力。宋译经事业最根本的原因是梵本的缺乏,同时也影响了翻译人才的培养。如果不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译经人才的培养可能会做得更好更有系统,惟净及其后继人才或许能译出更多的经典。宋代的译经给中国佛教的发展带来不小影响,它促进了大藏经的刊印和流行。编撰的《大中祥符宝录》、《天圣释教总录》和《景佑新修法宝录》,有效记录了当时的译经情况。同时还发展了佛教训诂学,如《景佑天竺字源》7卷和《新译经音义》70卷都是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为中国佛教培养·了一批自己的译师,像这样有目的的专门培养翻译人才还是第一次,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
参考文献:
[1]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522—52。
[2]童玮.北宋佛教史年表(960—1127)[J].佛学研究,1997:325.
[3]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M].台湾:中国台湾新文丰公司,1976(影印本):7877.
[4]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A].大正藏(卷53)[C]
[5]童玮.北宋佛教史年表(960—1127)[J].佛学研究,1997:334.
[6]吕夷简.景佑新修法宝录(卷7)[M].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影印本:4085.
作者简介:崔 峰(1972—),男,山东省宁阳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佛教艺术和佛教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