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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ch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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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30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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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摘要:本文借鉴了佛教认识论(南传阿毗达摩与北传唯识学)的思想,使用现代语言给出了一个自由意志的模型。“凡已发生的事必有因,然而有因未必有果”。“凡已发生的事必有因”,所以是缘起观。“有因未必有果”,所以不是宿命论,这其中,就有自由选择的作用。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习性(内在约束)的倾向性,会影响但不会决定人类的自由选择。人类的自由选择,反过来又重塑了内在习性。基于这个自由意志模型,解释了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和人类智能对于机器智能的优势。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可以超越原有的习性习惯,可以超越原有的概念模式,可以追求更好的可能性。
一、自由意志模型
以下提出自由意志的新模型: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约束条件包含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所谓外在约束,包含宇宙法则,科学定律,环境因素,身体条件等等,所谓内在约束,主要指的是我们以前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倾向,习气,志向,偏好,爱好,习惯,潜意识,习性等等(以下统称为“习性”)。各种习性对应了各种情境之中的刺激与反应模式,在遇到相似的情境时相应的习性会触发。在这些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之下,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的能力。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的时候,我们的某类习性会生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按照这种习性进行反应的话,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习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对这个可能的反应进行反思的话,这个可能的反应就进入我们的高级监控模块。高级监控模块觉察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这个反应执行。如果选择不按照这个习性进行反应,这反过来削弱了该习性的影响力。例如,当我们回家面临分叉路口的时候,习惯会生成一个惯常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加反思,我们就会按照习惯的方式进行选择,这反过来也加强了习惯的力量。但如果加以反思和审查,暂时不按照这种惯性去执行,这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生成其他的可能选择,并且对这些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审察与评估,这反过来削弱了习惯的力量。
这类习性的影响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立即按照这类习性进行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该习性非常强大,我们就倾向于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该习性非常微弱,我们就倾向于不受该习性的控制。
过往累积的习性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完全决定性。在高级监控功能下,我们具有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的能力。所谓高级监控功能,是指人类的反思,理性,觉察与选择等能力。高级监控能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对该习气进行理性的觉察与选择。如果高级监控功能越是微弱,我们就会越不加审查地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高级监控功能非常强大,我们就会越理性地对该习性进行觉察与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执行相应的习性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有条件的,但并不能说该习性反应是被事先决定的。当该习性反应已经发生,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是受先前的习性的影响的。但该习性反应并不是被事先决定的,因为在事情发生前我们具有不执行该反应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们所选择的习性反应可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自由的习性反应之后,引发身体,语言或者思想的行动。这种行动,也可以说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塑造和重塑着我们的个性。
二、自由与责任
面对着外在与内在的各种约束,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的能力,所以人类也就要承担由此自由带来的责任。
即使一个人处于负面的环境里,他接受到的教育是负面的,但是这个人依然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外在的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更进一步地,假设一个人的大脑接收到某种指令,可能是来自于科学信号,如果这个人按照这个指令执行的话,那么他也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内在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因为人类过往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形成了人类内在约束的诸习性。这些内在约束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当下的选择。内在约束越强,我们越倾向于按照这种习性进行反应。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习性进行反应,我们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性进行自由选择,选择和走向了某一条道路。那么,当在这条道路上发现问题的时候,或者发现走错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自由选择所带来的责任。
三、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神经可塑性
以前有个成见,以为大脑的结构与内容在成年以后就固定不变。然而,近几年的脑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大脑的功能会随着经验而变化,大脑的功能是可塑造的可变化的。[13][14]这称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大脑中包含着大量神经元(neurons),这些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synapse)连接在一起,形成各式各样复杂的神经回路(neuronal circuits)。神经回路接受刺激的输入,产生反应的输出。这些神经回路,也是可以改变的。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具有某种对应性。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习性,对应于大脑里各式各样的神经回路。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重复某种习性,相应的神经回路就会加强加固。固化的程度越严重,那就越近于一种“刺激——反应”的简单冲动习惯。如果我们对于习性加以理性地选择,停止相关的习性反应,那么相应的神经回路也可以削弱减小。固化的程度越减弱,神经回路就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就有越多的可能性。
当我们面对着分叉路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选择某条道路,那么就会强化某种习性。相应地,也会强化大脑的某个神经回路。如果强化的程度很严重,相应的神经回路也就越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是别无选择,有一种力量逼近我们只能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我们进行理性的选择,用理性代替冲动,那么习性就会减弱,相应的神经回路也会弱化。这样,我们就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四、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概念构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命题’、‘命令’、‘规则’、‘计算’、‘遵守规则’这些词都与一种技巧、一种习惯相联系。”[15] 人类的很多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习惯”,都可以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得到合理解释。
概念构造能力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能力,它可以在习性这个层面上得到理解。我们学习的概念[④],来自于生活世界,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例如,“红”这个概念,基于语言共同体相似的身体机能,通过“刺激”和“反应”和“调整”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小孩子通过指物练习,将红色色块的刺激与“红”这个概念相连接。在训练中还需要“调整”的机制,如果这次反应是正确的,这是正向反馈,如果这次反应是错误的,那么就是负向反馈。如此这样训练,我们的刺激与反应模式渐渐符合于语言共同体。我们在反复地训练和交流中,掌握了“红”这个概念的用法后,就可以独自进行概念化的活动。比如对于眼前的红色色块,我们根据经验积淀有“红”的概念,现在把眼前的红色色块归类为“红”这个概念,因此就概念化为“红”这个概念。这个红色色块,在概念化为“红”后,反过来也建构了“红”这个概念。用数学化的语言来说,假设经验积淀的个体红的集合为A,当前知觉的个体红为a,则新的个体红集合等于A再并上{a}。在这个意义上,“概念”一直处于构造之中。
规则构造能力也是相似的,也可以在习性这个层面得到理解。我们学习的规则,来自于生活世界,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于生活世界。我们学习的规则,也是通过“刺激”和“反应”和“调整”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每次所谓“遵守规则”(或“违反规则”)的行动,就是对这些规则的一次再解释。这些规则,也是一直处于构造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层面上,认知与伦理具有某种平行性。我们有各种认知规则,这些规则是习惯的产物。我们也有各种伦理信念,这些信念也是习惯的产物。
这些习惯如“概念”、“规则”与“信念”的构造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习惯对应于习性,习惯的构造与变化,对应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我们一方面可以加强这些习惯的惯性,我们另一方面也可以削弱这些习惯的惯性。这正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
五、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机器智能
“机器智能会不会超越人类智能”,这也是心灵哲学热议的话题。通过本文的自由选择说,提供了探讨这一话题的另外一个思路。
人类智能,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具有相当的可变性和可塑性。人类智能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可以放下某种习性反应,寻求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能力。人类的智能并不是被决定的,然而机器智能,在被设计好之后,却具有决定性的特点。
一个程序依赖于基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些都依靠设计者的设计。数据结构的表达能力,决定于设计者的观察程度和形式化能力。算法的智能程度,决定于设计者的智能程度。即使有些程序是具有演化特征的,但是关于“如何演化”的更核心算法,也依然是被决定的。
机器智能是被决定的,按照既定的结构与算法进行计算。然而人类智能,却始终具有这样的可能性:从原有结构与算法中脱身出来,寻求其它更好的结构与算法。
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是这样的:人类智能从生活世界中发现了一些知识与规则,将这些知识与规则数字化与算法化,然后将这个任务赋予机器。人类智能指了一个方向,机器智能就往前冲。如果人类智能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又重新数字化与算法化后赋予机器智能,机器智能就换一个方向往前冲。
在此意义上,机器智能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相对于人类,机器的优势在于速度。严格来说,如果人类有机器的速度,那么机器智能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自由选择能力,正是人类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可以放下既有的习性模式,才有可能超越既有的习性模式,才可以追求更多的可能性。
六、结束语
本文考察了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些重要思想和重要实验,并且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根据这种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说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可以很好地平衡自由与责任。“自由意志”这一课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与脑神经科学、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基于自由选择模型,解释了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和人类智能对于机器智能的优势。
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李贝特实验。在李贝特实验中,习性形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志愿者意识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付诸执行或者不执行。习性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选择,并没有完全决定志愿者的最终选择。所以,李贝特实验并没有取消人类的自由能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同样一个科学实验,可以具有相当不同的解释。科学实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科学实验的解释可能是有争议的。对于一个前沿问题的科学实验,往往会超越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式的理性反思能力与概念分析能力是相当重要的。爱因斯坦说过,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是人类智能的重要特征。通过这种自由选择能力,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通过这种自由选择能力,我们可以放下既有的习性模式,可以探求其他更好的可能性。对于自由意志的理论解释,同样需要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力,去分析那些既有的理论模型,去探求其他更好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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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hzhuang 于 2011-10-30 14:0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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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宇宙,一切皆流;苍茫世界,唯变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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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
于 2011-10-30 14:05 发表
这篇文章很及时
谢谢慈心兄鼓励!
当代一种观点认为,人就是机器。
这篇文章认为,人不是机器。
机器总有一些地方是固定的,比如固定的结构,比如固定的算法。
然而,人类总是可以超越所有的看似固定的习性习惯成见俗见。
也就说,人类可以“勿意必固我”。机器则有某种程度上“意必固我”。
如果人类越来越“意必固我”,那么人类确实会越来越像机器。
如果人类越来越“勿意必固我”,那么人类就越来越不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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