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迷则不悟 转
正如旅途的艰辛和烦乱使我们想到居家的归属和宁静,当置身于大城市的喧嚣之中,当物质世界急剧扩张之时,人为世界给我们的对立、陌生、困扰和无根据之惑,常使我们或隐或显地有几分焦虑,几分烦恼,几分苦闷,几分怅惘。此时此刻,又将漂泊迷茫的精神寄托于何处?
其实,精神是无法向外寄托的,你将它寄托于身外之物,它也就离开了自身,不免空虚和失落,这只能是南辕北辙。“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精神家园不在身外、不在心外,只在自己的本心之中!真可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词)。在对精神家园的寻求中(尽管远非仅此一点),我们中国的先辈早已独辟蹊径,这就是印度佛学与中国精神相结合所生的奇异的智慧之果——禅。
禅是中国人独到的精神境界,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活生生的灵魂。然而,当我们古老的文化与自西方输入的现代文化相冲撞时,因为传统文化被冲得七零八落,禅的精神竟也随之失落。
失落的需要寻回。近年问世的《禅宗与中国文化》、《禅的故事》、《禅语精选百篇》、《佛学的革命》、《禅》杂志,以及影响颇广的《禅学丛书》等书刊,正是这寻求之路上布下的脚印。循着这脚印,前人开辟的通往精神家园的蹊径又重现在眼前。
这蹊径颇为有趣。未入此路者视它为曲折遥远,无处着足,而入此“路”者发现它并无距离,人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着即破,顿然了悟!并无蹊径,并非蹊径,原来人并未远离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在家园之中,只是自己之心过分执著和沉迷于人为的外在之物,才对它无法认识,“你们都像是坐在大海中身体浸在水里却伸手向人要水喝的人”。我们之所以感到无所寄托、无家可归,只是由于自己的执迷不悟。难怪大珠慧海禅师初参马祖时,马祖对他说道:“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既然如此,看来只有来个“身心脱落”,才能见得到自己的家园。
可是这脱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执迷之处太多。释迦在林中坐禅,看到一个男青年匆匆跑来,向他着急地问道:“刚才有没有一个女孩跑过来?她偷走了我的钱包。”释迦不动声色地反问:“寻找逃跑的女孩和寻找自己,哪个更重要?”其实男青年就是我们。于利禄、于功名、于色味、于习俗、于生死,我们何曾不追逐和执迷?在这执迷之中,不知不觉间已为外在的适应和追逐忘却了自我,而使自我成为了服从于外在之物的手段,逐物迷己。
人们为从执迷之中解脱,便去一心求净、求空,殊不知这其实是从一种执迷中解脱出来,又沉入了另一种执迷之中。《坛经》说,“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障自本性,却被净缚”。“若百物不思,常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偏执之中,岂能见到佛性?解脱执迷,唯有顿悟。所以致力于坐禅的智隍在听了慧能的一个弟子的一番话,立刻大悟并叹息说:“我这三十年是白坐了!”
若求顿悟,谈何容易。如果说我们陷入了迷宫之中,那么这迷宫是由我们自己建筑的。是我们自己对世界进行了种种分别,分它们为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对和错、好和坏,是我们自己规定了该与不该、只能和必须等等,我们还把它们绝对化,追逐一方、排斥一方,陷入了二分法的偏颇和执迷之中。我们常常为自己建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它去衡量一切,让一切、包括我们自身都符合于它。偏狭的理性作为桎梏,牢牢地限制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产生了重重的精神障碍,生活得如此沉重,如此劳累。佛法不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抛弃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超越相对的观念,就会除去精神重负,始觉一身轻快。“两头俱坐断,八面起清风”,“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无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概言之即“无分别”。知无分别,才能领悟自性即佛性,即般若,即无念,即真如,即无碍,即一行三昧,即悟,即解脱,即禅,——它们是同一的。人为的知识使我们不识这种无分别,那么只有忘却所知才能得悟,故有“一击忘所知”之后的恍然大悟。不过,无分别是指本心的无分别,而非让人愚昧无知。
语言和逻辑是思维的表达工具,人是通过它们将完整的世界分割成无数个概念,将无限分割为各种有限的,人由此而理解了世界,但这只是理性的有限理解。语言和逻辑作为人为的“世界了”(波普语),隔开了人与世界,导致物我相隔,使人落入偏执之网中不能自拔。“凡有言句,即有染着”,“凡有言句,尽落罗网”,借助语言和逻辑,是无法达到悟境的。真可谓“张口即是非”!既然如此,就只有不用心思、当下开悟一条路了,禅宗也只能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怪不得洞山老和尚回答“如何是佛”时,说了一个“麻三斤”——他本来就没有让你循着语言和逻辑之路去寻找答案。若要豁然开朗,唯有在“计虑之心灭绝”的“大死一番”之后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