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吕澂的佛学思想直接导致或影响了二十世纪大乘佛教“正本清源、回归佛陀”的“批判佛教”思潮。
“相似佛学”的提法,最早见于吕澂一九四三年写的《禅学述原》一文,由欧阳竟无大力倡导、而由吕澂及另一佛学重镇印顺法师全面展开的对相似佛学(印顺法师有“变质佛法”的提法,现在基本上都以“相似佛法”称之)的批判,成为二十世纪佛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事件。
吕澂坚持认为,所谓“内学”的精神是传承并贯彻佛法与其他宗教思想“不共”的独胜之处——如果佛教失去了这些独胜之处,那么佛教的信仰品质也就不能保证。任何试图模糊佛教与其他“相似佛法”的界限的企图,都必然导致佛教的“矮化”,就像历史上的汉传佛教的民间民俗化和现在“人间佛教”的一些倾向,把佛教变成了世俗文化的点缀和附庸,实际上摧折了佛法拯救世道人心的津梁。
呂澂先生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追溯佛法本源上,他的考订佛典,是由华译本而上溯藏译本与巴利本,乃至最接近原典之梵本,皆是欲求接近佛陀之“圣言量”,而后假“圣言量”作为改革佛教的思想泉源,因此复古背后的目的实亦涵摄了创新的成分。所以说先生治学,其实是在“布道”——那是判断教义之真伪正邪的根本,非为争学术之高低,更非关人身攻击,而是关乎人天眼目的真实信仰发生!
从世界范围内的佛学史来打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两位日本中青辈佛教学者袴谷宪昭与松本史朗引发的“批判佛教”思潮观点最为激烈,引发的争论也最受瞩目。上述二人将学术成果直接引入对佛教的整体批判,提出“本觉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教、“如来藏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法等充满争议性的主张,甚至于将这些属于汉语系佛教特征的佛教思想称之为“伪佛教”。通过对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现状的考察,二人皆指出这样一个“伪佛教”的信徒在社会实践上维护现状、保守反动、无法正视社会不义,更遑论推进社会改革、弘发大乘佛教标榜的慈悲济世精神等等弊端。总之,现实的大乘佛教与他们所认为的“真佛教”背道而驰。
这一“批判佛教”思潮直接起源于日本曹洞宗內部对于“社会不义问题的宗教根源”的反思。袴谷宪昭、松本史朗等人将日本文化缺乏深刻的反省、批判精神的根源归结于由佛教的“本觉思想”衍生出来的“和”的思想,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佛学的研究领域,而具有社会批判的意味。在佛教教义上,“批判佛教”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大乘佛法“基体”的“如来藏”和“本觉”之心性观与原始佛教的“无我”观、缘起论是相互矛盾的,并且,“本觉思想”使得佛教失去了现世关怀功能。
其实在中国,类似的批判早已由吕澂展开,只不过大陆佛教界对此视而不见罢了。吕澂通过对佛法源流的研究来探清佛教的基本义理,如果“就佛法论佛法”,则中国佛教的主流几乎完全丧失了释尊圣训的真精神,甚至汉语佛学的某些义理与释尊本意完全相反。比如在《大乘起信论》的考证上,他直接从基本义理入手,指出《起信论》乃据魏译《楞伽》之误译而成,证据确凿,辨析细密,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而汉语佛学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将错就错的产物。
关于相似佛法的批判,吕先生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献辨伪,一是理论求真。“本净”(或“本寂”)、“本觉”之分判,为先生义学之根本,依此抉择诸家、辨别伪经,一目了然。先生指出,中土自玄奘唯识学一系中绝以后,伪说蔓延,背离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所以,他在佛学研究中,与其师竟无先生有一共同之处,即把重点放在辨清佛法之原义正解上,冀欲“使纯正佛法遍世间”。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辨别经论,使流毒千载的一些伪经伪论原形毕露。例如对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的造伪,吕澂作了详细的考辨。指出 “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这些学术成果虽然受到传统佛教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但是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信仰角度,教内至今还没有公平公正地正撄其锋,亦没有催生出新的、令人信服的教义。
与佛经辨伪同步,要想使真理的求索能催生真正的佛教信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我们不能忽视佛法中与其他学术思潮“不共”的东西,否则就象现在的汉语佛教,教内外流行的结缘书籍大都成了类似历史上民间“劝善书”的东西,而一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大师”更是大力廉价贩卖自己的学说,使得佛教教义的内核在这些流行文本中受到了严重伤害。
信仰还承担着文化精神的传承,故关于信仰文本的真伪正邪之辨乃是必要而重要的。如果佛法的核心过于笼统,或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她在指导行为方面反容易导致混乱。世人急于行善破恶,但是往往沦为他人利用工具——如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和二十世纪末的#¥¥%%……%¥%……#¥之信徒,往往未辨真伪正邪,就妄谈佛与众生、善人恶人,从而陷入无“眼”之盲从。吕澂以佛法之根本价值关怀出发,辨析何为真、伪、正、邪,实为根本之根本,而指导宗教家实践的济世热情,也恰需要这双操心的“眼”加以指引矫正。故其学术之价值,可以历劫而愈新,非一世之功德也!
我们感到困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