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与唯识宗的严密,天台宗的精细,华严宗的博大相比,禅宗的确没有系统的充满理性的说教。它的机锋、棒喝、参话头、默照,以及许多相应的开示、小参、上堂等禅师们的“法语”,的确如禅师们所说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推论似乎对此毫无下手之处。有人说禅宗之禅就是一种“不确定”——天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要“研究”禅宗,那就找错了对象,因为禅宗之禅本身就不是研究的对象。不过,如果把禅宗之禅纳入精神现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来进行体会,或许会使人对它有所了解,或许也会体验到其中的妙处和乐趣。
前面我们对唯识学、天台和华严都作了一些介绍,这些介绍,着重于它们在人们现实精神、心理中的意义,而非仅为学术性的探讨,对禅宗也是如此。因为佛学是心性之学,并且是实践性的心性之学,如果作为学术对象来研究,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禅宗的产生,原本就是对佛教学术化的一种批判。禅宗自称“佛心宗”,它要求众生之心升华——回归为佛心,这种升华——回归,是在人的精神和生命之中,而不仅仅停留或周旋于认识之中。禅宗的方法,类似于老庄的“弃圣绝知”,甚至更为干净彻底,因为老庄所“弃”的圣人之道是儒家的,不是自己的。而禅宗所“弃”的,恰恰是佛教自身经千年发展积累的那一份庞大的精神成果。禅宗认为这已经是向佛心升华、回归的障碍和累赘——释迦牟尼成佛时何尝有这么多的累赘呢?理论需要完备和尽善尽美,而实践则需要简捷明快,这是佛教修行中所遇到的矛盾,一个佛教内的二律背反,学佛需要经教作为理论的指导,没有佛教经论作为指导的修行决非佛教,绝对不能成佛;另一方面,理论的东西又绝非真正意义的佛教,理论并不能使人成佛,佛教经论往往成为“所知障”,是修行实践中的大敌。唐代禅师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以至有“依经解教,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