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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慧能禅学看禅宗的内在超越性

  在慧能看来,修习佛法的关键之处在于明心见性,而明心见性并不一定要在寺院中进行,修行并不一定都要出家,在家信众同样可以修行。人们如果自心有迷,即使出家,也不能得解脱。出家后不真修实行,也不能得解脱。形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心的信仰、真实的修行和对觉悟的追求。在家修行,既遵守了佛教的基本戒律【佛教专门为在家修行者制订了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前三为防止身体行为的恶业,次一防止语言的恶业,后一兼防止身口恶业。】,又不违背世俗生活的礼俗;既不误家业生产,也照常婚娶;既不影响完成国家所需的税收,也不影响家族的延续;既全身,也全家,事亲以孝,事君以忠。

  居士佛教就是这种在家信众在世俗生活中从事的佛教信仰活动。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居士佛教都有深厚的传统。慧能的贡献在于,在教团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的利益被世俗社会认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提出适当考虑发展居士佛教的看法,鼓励人们在家修行。这实际上也指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

  慧能的禅法理论和修行方式,都十分适应居士佛教的修行。在家信众不离世俗生活,在俗世中都有各自的安身立命之事,特别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还需要为生存而辛勤劳作,不可能坐下来依固定的程式去渐渐修行,简易快捷方便的觉悟方式最能吸引他(她)们,慧能整个的禅学思想都在说明这样一种倾向:把世俗的日常生活行为看作修行,在世俗生活中追求人生的解脱,以在家的形式实现出家所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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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即入世而出世

  世间是众生生活的世界,‘云何世间?世间者,名曰众生’【《大方广三戒经》卷上,《大正藏》卷十三,689b。】。与在家和出家密切相关的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世间和出世间的关系。一般的理解,佛教是追求出世间的,而众生生存的世界是世俗的人世间;佛法是出世间法,而世俗社会遵循的是世间法(世法)。世间是此岸,出世间是彼岸;世间是现实世界,出世间是理想境界。从世间向出世间的超越方法是,即世法是出世法,不离世法而求出世法,或者说,即入世而出世。其内在超越的意义在于,没有离开世间的纯粹的出世法,没有离开世间的所谓觉悟,出世间的佛法,只能在世间存在,理想的境界只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彼岸世界只存在于此岸之中。慧能在《无相颂》中这样表达他的这种观点:‘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坛经》第36节。】这可以说是在家修行的总纲。

  这一观点表明,必须有入世的情怀才能求得出世的解脱,信仰佛法不是逃离现世,而是要通过在人世间的去恶行善,实现出世的理想,在这一点上,慧能是和其师弘忍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差别,《楞伽师资记》卷一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足以显出慧能和弘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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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学问何故不在城邑聚落,要在山居?’
  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大正藏》卷八五,1289b。】

  弘忍明确认为,修行在远离俗世尘嚣,远离世俗之事。这种看法,也曾是历史上中国政界对佛教的要求。唐高祖李渊说:‘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伽蓝之地,本曰静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沙汰佛道诏》,《全唐文》卷三。】明确要求佛教僧团以避尘嚣行出世业为务,反对涉足世务。慧能要实现其即现世而出世的理想,必须在宗教制度上有所改革,强调在家修行的居士佛教是一重要思路,而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则是其心性论。这种入世的精神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儒家风格。一般所理解的儒道佛三教,儒主入世,道主避世,佛主出世,明僧德清则称之为涉世、忘世和出世,‘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三九。】。慧能却要让一般认为出世的佛教显现入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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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点反省

  由此慧能禅学体现的内在超越的具体内容的叙述,至少可以对禅宗从三个方面加以反省:一是内在超越的基本要求;二是禅宗的个性特色;三是内在超越的历史效用。在此作一简要说明。

  实现内在超越,必须具备两项基本要求:一是超越所要达到的目标内在于人们自心,而非纯粹地孤悬于人界、众生界或现象界之外;二是超越的实现依赖于人们‘内在的’方式,通过自力悟修而成就。禅宗对于此第一项要求的符合,在理论上构成如来藏思想体系,众生本有佛性,本有光明,本有智慧,本来清净,本来觉悟,此是众生之真性或本来面目,只是因为烦恼之污染,障覆真性,禅的修行,基本原理是去染复明,一旦回复光明,就是超越的实现。而所实现的光明,只是本性内在地固有的,因此,虽说实现了超越,但本质上又无所得。禅宗对于第二项要求的符合,在悟修方法上形成自力的特点,自悟自修,自作主宰,不依外力,充分反映出强烈的主体性意识,追寻着内心的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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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超越性也使禅宗体现出多重个性特色。一是本土性。今天来研究文化,必须以平等之心看待多元文化,既不以本土文化为准臧否西方文化,也不以西方文化为准规范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对唯一的、人格化的、全智全能的造物主的信仰为宗教的根本特征,以此标准来看中国宗教,经常会得出中国没有宗教的结论,而事实上中国确实一直存在着宗教,像禅宗这样的宗教,信仰的对象不是西方的神,而是内心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儒家、道家也是如此,因此吾人称禅宗具有本土性,或称为中国化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指和儒道的相似性。二是个体性。即禅悟经验的个体性,禅僧通过个人的体验或亲证来实现超越,则这种体知或亲证之知,是西方认识论思想中很少谈及的。三是创造性。本土性、个体性又和创造性相联系,禅宗是中国僧人会通中印文化后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创造性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禅之所以能够创立,原因之一在于其创造性,具有中国文化的本土性,中国佛教之创造性,而禅宗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也在于方法上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正是禅宗生命的动力所在。而从思维特性的角度看,创造性思维是禅宗发展的重要动力。四是可证性。超越境界的验证有两个向度:证伪和证实。证伪是被证明并没有开悟,证实是被证明确已觉悟了。自证和他证是两种验证方法。自己通过法喜禅悦的突至可以感受到解脱的实现,他证则由高僧的勘验而证明。一旦被勘破,即被证伪。五是可传递性。禅的境界、禅悟的体验虽然有个体性,但并非不可以传递。传递的方式,是心灯相传,即以心传心。这种可传递性是禅宗得以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六是超理性。在禅悟境界的描述、勘验、解脱体验的传递等方面,禅宗以超理性的方式来实现。西方宗教认为经验、逻辑和理性并不能证明超越或超验世界,禅宗实际上也有此类思想体现,但禅宗又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超理性、超逻辑的方法可以证明之。禅宗讲不可说,但不可说又不得不说,这种说,是‘不可说之说’。禅师的说不可说之说,包括了言说和体势语言,前者是偈、诗、颂、奇特语、喝骂或平常的叮咛等,后者是身体、表情等特殊语言。这种超理性也使禅具有活泼的生命状态。超理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对人类一种意识状态的描述,对超理性作用的系统开发,禅宗是有贡献的。这种超理性,吾人又常用哲学上的直觉来概括,直觉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的基本内容。七是宗教发展的人间性。超越的内在性,从宗教发展的方式来看,是内在于人间、现世、此土的,由此体现出禅宗的人间佛教发展理路。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内在超越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虽然说禅悟体验是可传递的,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实际上,在操作层面看,勘验越来越困难,因为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内在超越的,能够验证这种超越之境的,越来越少,宾看宾的情形在唐代就出现过,并受到临济宗师的批评,狂禅的盛行正是内在超越形式化的体现,人们热衷于追求超越后的外在表征,这从一个方面表明禅宗的负向走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禅净合流成为宗教发展方略。净土宗实际上可以划入外在超越型的宗教,禅净合流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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