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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堂集》语言研究概述

  (1)根据罗杰瑞曾经提出辨别南北方言的几个标准中关于否定词、第三人称代词、规定词这三方面的标准,梅祖麟指出:《祖堂集》的方言基础是早期北方官话而不是闽语。如果《祖堂集》的方言基础是闽语,第三身人称代词应该用‘伊’,远指词用‘许’,方位介词用‘着’。但事实上《祖堂集》第三身人称代词主要用‘他’,间或用‘伊’;远指代词用‘那’不用‘许’;方位介词主要用‘在’,间或用‘着’。否定副词用‘不’,规定词用‘底’;这些现象都说明《祖堂集》主要是用早期官话,偶尔渗入南方话的成分;禅宗南宗各种宗派之间交谈争论用的可能是方言,但写下来的语录都是早期官话。

  (2)在福建写成的《祖堂集》中有句末‘也’、‘了也’,《变文集》有‘OV了也’。在华北写成的《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老乞大》、《朴通事》也有。陕北清涧话一直到今天还有表示新情况的‘也’,也有‘了也’。闽南话也有‘也’、‘了也’。清涧话在西北,闽语在东南,都有句末‘也’、‘了也’,参照文献上的分布,也是华南华北都有,可见‘也’、‘了也’曾经是四方之通语。闽南话的‘也’、‘了也’是唐末从中原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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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句末的‘了后’、‘了手’在《祖堂集》中有,《变文集》中有‘了手’。按:梅祖麟的论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祖堂集》的语言构成过程。我们认为《祖堂集》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通语。即使是《祖堂集》的某些语言现象在今天闽南语中仍用,但从历史层面看有许多是唐五代的通语现象的存留。略举几例,如:

  ‘作么’。此词最早见于神会语录,其形式是‘作没生’、‘作勿生’,一般说来学界把《祖堂集》中的‘作摩(生)’是有方言特征。因为‘作摩’和‘作摩生’在同时期的敦煌变文中不一见,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字样,表明抄写时间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开始运用已近两个世纪了(见前揭孙锡信文)。但并非只有禅宗语录中独用,杨建国在《唐诗语漫录》【《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89~91页。】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唐.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十首》:‘生身便在乱离间,遇柳寻花作么看。’(《全唐诗》7473页)李咸用为咸通年间诗人,此用例自早于《祖堂集》。

  ‘作物’。此词早见于《北齐书.方伎传》皇甫玉传:‘大将军不作物。’‘不作物’即‘不怎么’。这一用例为吕叔湘先生‘作勿’是由‘何物’与‘作’结合而成提供了实例,那年代或许提早到唐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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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讨论方言特点时,也不能以今天方言的特点来类推唐五代时的《祖堂集》中的用法。如:《祖堂集》卷十一《睡龙和尚》:‘我今齐举唱,方便示汝浓(侬)。相传佛祖印,继续老胡宗。’‘汝侬’出现在睡龙和尚(福建福唐人)的偈中,梅祖麟(1997年)指出:今闽语‘汝侬’为复数,你们,此为《祖》中的闽语成分【《〈祖堂集〉的方言基础和它的形成过程》,《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1997。】。蒋绍愚先生对此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汝侬’不表复数,在从隋到元的文献中‘~侬’的用法都有,均表单数【此为蒋绍愚先生《近代汉语语言研究》课上讲授的观点。】。《祖堂集》中没有表复数的一套系统,《祖》中表复数的用‘汝诸人’、‘汝’。所以《祖堂集》中还是表单数,不表复数。用了‘汝侬’只是为了偈文(诗歌)的押韵(韵脚为‘通、功、同、侬、宗’’。今天闽南话表复数,不能以今推古。

  其实《祖堂集》中的方言基础也是不统一的,如:闽南等南方方言带性别后缀‘母、牯’的词,在《祖堂集》中有‘猪母(子)’,如:卷七《雪峰和尚》:‘师忽然见有个猪母子从山下来,恰到师面前,师便指云“在猪母背上。”’但也有‘母鸡’、‘牛牯’、‘羊牯’的用法。如:卷十六《南泉和尚》:‘如何是一头水牯牛?’逍遥云:‘一身无两役。’进曰:‘如何是衔一茎草来?’逍遥云:‘新旧添不得。’卷十《镜清和尚》:‘“作摩生是牯羊角?”资福以两手头上作羊角势’。(镜清和尚温州人,在越州传教。师僧对话共用‘牯羊’一词有七次。) 卷二十《五冠山瑞云寺和尚》:‘智者说法,亦不为一人,犹如母鸡抱卵,众卵皆发。赞窠不发,可即母鸡唯不爱众卵,爱赞[占]窠。是则发与不发,唯在卵性,不是母鸡抱卵之祸。一切智者,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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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堂集》中还有其他方言的渗入。如动量词‘转’是吴方言、闽南方言多用。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曾说:‘苏沪一带方言谓“次”为“转”。’王绍兴《〈祖堂集〉中的动量词》指出,《祖堂集》中用‘转’量词所涉及的禅师全是江浙闽一带的,如:‘每日上山三五转。’(卷十八,紫胡和尚,在衢州)‘雪峰一日[言+虎]曰:“备头陀未曾经历诸方,何妨看一转乎?”’(卷十,玄沙和尚,在福州)‘罗山遂把驻(住)于师云:“却来一转。”’(卷十二,龙光和尚,为福州罗山和尚语)

  再如游汝杰指出浙南吴语温州话反复问句为‘V-也-neg’,中间的语气词是‘也’,如:西餐你爱吃也否【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游汝杰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4页。】? 我们查核了《祖堂集》中温州籍的一宿觉和尚(1例)、在温州一带传教的镜清和尚(8例),发现在他们的语录中用‘V+也无’问句(仅1例为不带‘也’的),这似与今天温州方言反复问句式是相吻合的。

  关于《祖堂集》一书的语言形成基础,我认为是一个复杂问题,有几个层面:继承沿用了中古魏晋六朝时期常用或新见的语言现象,包括受早期汉译佛经语体的影响;出现了唐五代新生的语言现象;以当时的通语为基础,掺有禅僧个人或编者个人、禅僧集团活动所在地的方言特色; 出现了具有禅宗语言个性特征的语言现象等。对此我们将另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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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祖堂集》作为语言研究的参照系,
或历时溯源或共时、历时的对比研究

  这类论文较多,有从现代汉语、现代方言溯源到《祖堂集》;有从共时或历时对比方面将《祖堂集》作参照系数,归结其语言特点。有专题型的论文,有散见于溯源类或比较类的论文中的,略举几例。

1. 冯淑仪的《〈敦煌变文集〉和〈祖堂集〉的形容词、副词词尾》【《语文研究》,1994年第1期,17~26页。】

  (1)在《祖堂集》中,‘~然’主要集中在口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忽然、自然、果然、灼然’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然’缀在唐代的口语中仍活跃。与《敦煌变文集》‘然’缀共时角度来看,两集的‘~然’只有半数是彼此共有,内部的差异也颇大。这种差异应该是方言差异的反映,因为那些只出现在《祖堂集》的词条,在现代汉语中的消亡率特别高,大大偏离了‘两集共有’和‘单变文集’出现的词条的发展规律。可见《祖堂集》的方言应该跟现代汉语相差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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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底、地’两书的情况不一。《祖堂集》中‘地’缀用例仅12例,‘形容词+地’(共6例,且大都是多音节

  B或A

  B重叠式,作谓语。如:终日露迥迥地/师云:‘冷侵侵地。’/有人嗔迫迫地。)、‘副词+地’(共5例),‘指示代词+地’1例;《变文集》中共22例,都作状语,‘形容词+地’有7例,且没有重叠式,‘副词+地’有15例。《祖堂集》中‘底’出现了200多次,分别附于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名词、代词、副词后头。‘~底’可充当定语、主语、宾语、谓语和状语。‘~底’的使用频率大大超过‘~地’,在作状语、谓语这两种功能上不可以划分清楚。而《敦煌变文集》‘底’或写为‘低’只有九例。在句中作定语、主语、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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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达纯《‘所以’在六本古籍中的演变考察》

  文章统计魏晋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献,指出:《祖堂集》是唐五代最具代表性的,其中‘所以’共有68处,作为介词结构用的仅2例(卷二十,为同一个和尚所用),其余66例均用为连词,占绝对优势。且有14句前分句用表原因的关联词,19句为‘所以’后用主语的,这表明前有表原因的关联词提起,后有‘所以’相呼应的固定形式的最后定型的时期还没有完成。由魏晋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献的用法特点归结为:连词‘所以’大量地演变则明显发生于《祖堂集》时期。

  另外江蓝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1986年第2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37~53页。】一文抓住《祖堂集》中的可贵线索,考察了‘呢’在近代汉语里的递嬗之迹;张美兰《从〈祖堂集〉问句的用法特点看它对中古语法的继承》【《汉语史学报》,2002年第3期。】则主要分析了中古问句的用法特征对《祖堂集》的渗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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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学界研究《祖堂集》语言的情况,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还须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运用《祖堂集》的索引进行研究时要同时核对原文,因原文无标点,所以还要注意上下文的语义,有时还得结合其他文献、方言口语等来考虑,否则所得结论会出现偏差。

  其次,运用《祖堂集》索引统计数据时,必须要核对原文。有时索引有重复或遗漏,个别地方原文书写有误。我们在统计数据时发现,所得数据与相关论文的数据有出入。今天《祖堂集》有电子文本、活字印刷点校本等,几方面结合起来使用,将是较理想的。

  其三,对《祖堂集》语言的研究多停留在描写上,还应在此基础上对某种语言现象作解释;在共时描写上仅将它与敦煌变文比较,不全面。还可将视眼开阔点,比如唐五代笔记小说、唐诗、全唐五代词、唐时汉译佛经,乃至史书等。这样我们所下的结论就会全面些、完善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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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禅宗文献,我们还可通过不同时期文献的特点来进行对比研究。如《祖堂集》与《景德传灯录》相差五十年,与《五灯会元》许多片段有继承关系,在用词构句方面出现的异文现象,常常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对象,大有文章可做。

  除已有论文论及的语言现象外,《祖堂集》中还有其他语言现象也是有代表性的,可做进一步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将本体语言、方言、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语言、现代汉语几方面结合起来作综合对比,归结其规律。如果有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可以指导的话,来给予适当的解释,那是较理想的。当然能解释就解释,切忌生搬硬套。进行历史语言研究会受传统文献的局限,有的现象一时可能得不出理想的结论或与已有结论有矛盾,也没关系,我们能把问题阐述清楚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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