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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误区

在长期间所形成的众多大乘经典,其时代可分为三期,即(1)初期︰中观派之祖龙树(Nagarjuna,150~250间)以前,(2)中期︰龙树以后到确立瑜伽行派的世亲(Vasubandhu□400~480间)之间,(3)后期︰世亲之后至七世纪间,此期的密教开始明朗化,并成立经典。
[初期大乘经典]可分为五类……
(2)般若经︰以六波罗蜜中,位列第六的‘般若波罗蜜’为基础,而成立一连串的般若经。……具有如此内容的般若经,随着弘宣者的增加,内容渐被增广,亦即由《八千颂般若》,增广为《二万五千颂般若》、《十万颂般若》。或是被浓缩为《金刚般若》、《般若心经》等。这些般若经,形成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七世纪,玄奘译)此一庞大经典群……
(4)净土系︰净土三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属于净土经典群。凡此皆以阿弥陀信仰为内容,然其成立过程颇为复杂。……其中,认为阿弥陀佛具无限寿命与光明,并愿往生其净土的信仰,在西北印度逐渐形成强盛的集团,并成立净土系经典。又,《观无量寿经》主要在阐述观佛的方法,然其成立未必在印度本土。
(5)法华经︰以‘如白莲般的正法’为题的法华经(汉译为《正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等),系产生自崇拜佛塔的在家集团……此经典中,亦有新古层,《观音菩萨普门品》与《普贤菩萨劝发品》等,旨在提倡、赞叹观音信仰、普贤愿行,当系后世所增补。
此外,成立于此时期的大乘经典,其后被汉译并辑录为《大宝积经》一二○卷、《大方等大集经》六十卷。此外,也包含有与后代密教经典有关的经典。
[中期大乘经典] 可分为二类。
(1)如来藏系︰如来藏经典系以如来藏思想为主轴,有《大方等如来藏经》、《央掘魔罗经》、《维摩经》、《胜鬘经》、《大般涅槃经》等经。这些经典都是继承初期的大乘经典而发展的……《大般涅槃经》(汉译为四十卷或三十六卷)阐述即使是毫无善根的众生(一阐提),也有佛性;并举出雪山童子求法的故事,以及将佛乘比喻为最美味的乳制品醍醐。此经前十卷成立较早,约成立于四世纪。十卷以后,可能是在中亚汇集的。
(2)唯识系︰代表经典是《解深密经》。……其形式虽为经典型态,然论理精致,带有论书性质。无著与世亲即依据此经及今已不存的《大乘阿毗达磨经》而将唯识说加以体系化。《楞伽经》也说阿赖耶识,大体也被视为唯识系经典,然其中亦含如来藏系思想,而《金光明经》则是体系化的总合。
此一时期,除了将初期经典加以增广、汇集之外,并成立颇多含陀罗尼(例如显示地藏信仰原始形态的《地藏十轮经》)的经典。
[后期大乘经典]在中期时,犹如相应于《般若经》的《中论》、相应于如来藏系经典的《宝性论》、相应于唯识系经典的《瑜伽师地论》,从中可看出经典与论书已有平行的现象。其后,由于着重论书,大乘佛教遂倾向闭锁于僧院中。另一方面,在家者经常与印度咒术性的民间信仰接触,举行以陀罗尼、特殊印契、曼荼罗为中心的仪式,采用《华严经》等大乘教理,因而逐渐完成密教的体系。《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的原始部分,六世纪时业已成立,从中可以看出密教性的杂多信仰形态;七世纪成立的密教两大经典《大日经》与《金刚顶经》,系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确立象征佛之慈悲与智慧的胎、金两界曼荼罗之构想,并详述成佛的过程及其仪轨。在修行上,与佛之法身成为一体的瑜伽,颇受重视。《秘密集会》一书,即详述此中之方法。
[参考资料]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静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过程》。”
就是这个平川彰,还在《大乘佛教とは何か》一书中说:“小乘佛教中,佛陀是‘导师’,是说法的佛。由于重视被说的‘法’,因此,对于能说者的‘佛’之研究,并没有特别发展。而大乘佛教的佛陀,由于被要求是一位救渡者,因此产生其救渡的能力及如何救渡等疑问,其‘救渡力’被强调,从而以之为超人的理论根据亦被研究。初期大乘佛典中,已有非常进步的佛陀观出现。例如谓阿閦佛建立净土一事,在成立极早的《道行般若经》中已可见及。《道行般若经》没有言及阿弥陀佛,但在同是成立颇早的《般舟三昧经》中曾提及,而讲述阿弥陀佛建立净土及救渡众生的《大阿弥陀经》其成立也早。其次,在《法华经》中说久远实成的释迦,《华严经》说遍满世界的毗卢舍那佛。这些佛的能力皆远超胜于印度的释尊,具有无限光明与无限的寿命及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是真理之人格化。其后,佛陀的本质及威力的根据被更深入的探究,乃至有法身、报身、应身等佛身论产生。(参见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萨大行,是部派佛教所共传共信的。这些传说,与现实人间的佛──释尊,有些不协调,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现在十方有佛与十方净土说。”等等。这些都是很露骨的诽谤佛宝的言论。——引者注)进而与法身有关的法性、法界、真如等思想也发展开来。
像这样,研究佛陀的本质,发展出种种佛身论,这是大乘的特色。”
日本著名的《望月佛教大辞典》云:“在大乘经之教义方面,《维摩》、《法华》、《涅槃》等系分别生、法二身;《楞伽》、《金光明》、《无上依》等诸经立法、报、化三身之别;《般若》、《法华》等经单举六识;《深密》、《楞伽》、《佛地》、《密严》等经说阿赖耶等八识,亦足以表示经典成立之前后顺序。”
写《楞严百伪》的那个吕澄,也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凑热闹:“关于大乘学说思想的来源,各国学者的研究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对大乘学说的形成,佛教各个部派都曾给予一定的影响,但一般认为大乘与大众部的关系,更密切些。……关于大乘思想的起源,现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早年日本曾动员十几名学者专门研究,发表了《大乘佛教的成立史的研究》一书,但是受到资料限制,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洋人的研究就更差了,他们占有的资料更不完备。……大乘学说的源流,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历史根源方面,二是社会根源方面。历史根源方面,可从保存下来的文献里去探究。从现存资料看,大乘学说是从部派佛学发展来的,各部派对它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大众系的几派,对它的影响尤深。大众系各派的思想,后来渐趋大乘化,逐渐发展,终于有了独立的大乘的一派。当然这并非说部派后来转化成了大乘,而是说大乘吸收了各部派的特长独立发展的。从大众系保留下的许多学说中,有些就很接近大乘思想,如前面所说的方广部就是。不仅如此,后来的大乘学者们自己也有此看法。汉译资料中有真谛译的《部执异论》,据他在译记里说,大众系内部分裂,即因对内部流行的大乘经有信有不信引起的。他还说,多闻部的分出,是由于有位在雪山修行的人(多闻部主)出来宣扬一种深奥思想。所谓‘深’,就是超出小乘的大乘思想。后来玄奘去印时,还有这样的传统看法︰原在南方的大众系,以后发展出案达部,再后有方广部,它们以斯里兰卡的无畏山寺为根据地,那里本来是流行上座系的,这时方广与上座取得调和,同时并存。玄奘认为无畏山的上座已非纯粹的上座,应名为‘大乘上座’。据此,玄奘似乎也把方广看得与大乘差不多了。
从上述事实看,大乘思想与大众系的关系,完全可以肯定。但是,大乘思想,还与其他部派有关。以法藏部说,它发展了本生说,编成为一类‘菩萨藏’,这是很特殊的。其他部派只把本生放在杂藏内,或分散于各经籍中,并不独立为一藏。大乘扩大菩萨在成佛以前的修行方法,把与之相关的种种行事分为六类(六度、六波罗蜜)而都可以得到解脱,这一思想,就与法藏部的重视本生有关。其次,正量部关于业力的说法,六道(有阿修罗道)的说法,五类法(即三世、无为、不可说法)的说法,也都为大乘所吸收。
再从大乘思想发生的社会条件看,它产生并流行于案达罗和笈多两王朝,也不是偶然的。当时两王朝在政治上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局面,而佛教内部呢,仍日趋分歧,各行其是,实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这就迫使佛教不得不向统一的方向努力。但是,小乘各部,因循守旧,是不大讲通融的,只有新兴的大乘,既超然于各部之上,又能吸取诸部之长,有资格担负组织新说适应统一形势的重任。再说,案达罗和笈多两王朝对佛教都不大支持,这就迫使大乘向下层发展以求得群众的支持。关于这点,大众部与正量部都是有基础的,南方大众系案达部,是向平民群众宣传的,正量部主要受到商人的崇信,大乘就是在两部已有的群众基础上兴起的,所以在学说中,就反映了这些阶层的思想意识。平民群众从事体力生产,有自发的创造思想,商人追求实际利益,也有些创发倾向,因而大乘思想里就多少表现出创新的倾向了。另外,商人为了谋利,常与统治者发生矛盾,希望政治有所改良,大乘经中有一部分讲到治理国家的问题,这当然只是从维护商人立场出发的,不能说即符合平民的要求。从这些背景看,可以认识到大乘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
……
满以为春风得意的佛教学术研究者们有多么高妙之见,可从上面引述的文字中,有智慧、有信仰的佛教徒一眼就能看穿:依旧是凡夫戏论分别心的悬想计度,依旧是喋喋不休的硬性比对、浪漫联想、大胆跳跃、自由推测、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主观臆造、先入之见……
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是始自达尔文时代的流行观念。因而,从小乘发展出大乘,从显宗发展出密宗,从现实中的悉达多太子、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发展出种种佛身论”……,此等染上浓重“泛进化论”色彩的惯性思维模式,在精于模仿、比对的日本学者脑海中迅速搭建起来,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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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生物进化论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它正受到史前文明、分子生物学等新知识的一定挑战),但是,在无缝印合终极真理并于虚幻不实的现象界得大自在的佛法面前,还要死搬硬套地奏响“进化论狂想曲”舞上一通,那就明显有些失态了!
明治初年引入西洋学术理念的佛教人士,其本意大概是想给佛教涂上些科学和理性的光环,借以软化新旧敌对势力的攻击,为佛教谋条生路。若是见到嗣后的混乱、失控状态,他们会不会噬脐莫及呢?
日本佛教的悲剧,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强烈提示我们:如果不首先进行全盘规划,从宏观上掌控战略全局,就手忙脚乱地投入变革或引进,那是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日人的战略性失策,不曾想却阴差阳错地给了中国的印顺等人莫大的鼓舞和启迪。于是,这个“天文爱好者”同时又以“生物爱好者”、“激进跟风者”、“哈日先锋”等多重身份出现,美滋滋地把日人的谬误捡起来当作宝贝,揩了又揩。仿佛不这样,便无以表达自己的前卫和新潮。
一些人物,一套观念,总要受到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影响。除了“大日本文化皇军”的赫赫威势,清末民初进化论风靡中国的盛况,也应该对印顺等人很有激励。当时,国人对洋气十足的进化论的狂热,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这可借用一位文化名人钱某的一句惊人之语来说明,那句话是——
“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
这句能让不少上点年纪的人晕过去的话,诉说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时代悲哀,诉说的是一段辛酸、变态的文化史。
事情闹得连鲁迅先生都看不下去了,因此在钱某一过不惑之年后,先生便赶紧写诗讽喻道:“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所以印顺法师是应当感谢鲁迅先生的,因为正是先生的仗义直言,才让(活了一百岁的)他失去了被自己的进化论同党拉出去枪毙掉两次半的机会。
一场虚惊!
就算是没有瑕疵的优秀科学理论,在那个近乎痴狂的年代中,不出问题,也是怪事!
关于那股风潮,《太虚大师年谱》里有述及:“民国九年,一九二0(己未~庚申),大师三十二岁。时应用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以研考佛书者日多,大师取极端反对态度,为传统佛教担心:‘略从日本新出佛书,浅尝肤受,皮毛亦未窥及,随便拿来学时髦,出风头,乱破坏,乱建立’(海内留心佛教文化者鉴之)!”
大师在《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还亲笔驳斥道:“梁任公先生此文未发表前,予尝略闻其绪论,且微与评订焉。……大乘起信论作者、译者之问题,十余年前日本已嚣然于学界,吾国章君太炎尝著大乘起信论缘起考,亦与之辩此问题者。近年日本之望月信亨,复数数言大乘起信论非马鸣作,非真谛译,而为支那人撰述。常盘大定等著论驳斥之,迄今犹余音袅袅焉。但世人好奇眩博者多,而卓见真知者少,故望月大乘起信论之研究出,附和其说者,遂占多数焉!……
今楷本、望月、村上辈之所以致疑此论者,要惟二因:一者、以博览六朝、三唐诸家之经录,往往载有疑惑伪妄之类。此论、真谛三藏既为流寓之际而译,隋法经著众经目录,复因‘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而唐均正四论玄义,又引‘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昔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于是惑乃滋生。二者、以毒迷于西洋人思想学术发达进化之偏说——即所云进化之史论及科学之方法——,见此论所诠之义,有包举龙树、无著两派论义之概,遂判此论必发生于龙树、无著两派之后,且必发生于善为调和之说之中国人手,殊不知此二皆误谬因焉!
第一因为误谬因者:要知南北朝诸国,分合起灭不安定,而佛教各派学者,亦分合起灭不甚安定,往往有为北方佛教徒不容而投之南者,有与南方佛徒龃龉而投之北者,抱一经一论以为终身之业者,是非杂出,好恶纷错,于地论师为尤甚也。起信论译于梁……以非在陈朝所译,遂未入录。……吁!可哀矣!能抉破此第一误谬因者,则原文‘从文献上考察’之全节,吾虽未读,已不烦言而解决矣。
第二因为误谬因者:要知西洋人之学术,由向外境测验得来,乍观一层粗浅零碎皮相,后人凭籍以条贯整齐之,更进察其隐微,于是日趋完密,或因而又发见另一物焉。不然者,则向学说上推论得来。甲立一说而乙驳之,甲乙相驳之下,两派之短毕彰,两派之长尽露,于是有丙者起,除两派之所短,集两派之所长,而着后来居上之效,故有发达进化之程序可推测。而东方人之道术,则皆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又不然,则从遗言索隐阐幽得来。故与西洋人学术进化之历程适相反对,而佛学尤甚焉。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方其余之道术,已方柄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吾为此说,非漫无征据者,在确知东方人道术之来源者,固已不待往下再说;然姑试举印度、支那之学术史数事以证。
一、一切佛法,皆发源从释尊菩提场朗然大觉之心海中所流出,后来任应何时何机所起波澜变化,终不能逾越此觉源心海之范围外;此于佛法具信心者,任何人当靡不承认之者。若并此不承认,则根本上且不承认有佛,更论佛法耶?于此信得及,则释尊不动寂场而与同证觉海诸大士说华严,当亦能信。此可知佛法初证、初说,即为最高之境矣。嗣为因顺人心,渐谈小法,令征近效;复为荡空功迹,令无执滞;复为解除偏蔽,开示融贯;卒之谈常劝善,坚固信行,则平易通俗矣。此观释尊应世说法,可见其发于一人。或同悟人自到自得之最高妙证,渐随机阐说其一分,渐随机又阐说其别一分,渐融会而归之简易之行,习成流俗,浸失本真。而东方人一派一系之学,其历程皆可作如是观也。
……
四、中国儒家理学,周、程皆用修证实功得来。大程器识宏远,规模伟大,后来之朱、陆、王皆不能出其范围也。朱阐说其一边,陆又阐说其彼一边。至王阳明则吞没其两边一之以简易之行。王以后,则习成流俗,而理学之局亦终矣。
凡是、皆可见东方人由修证内必、索阐遗言得来之道术,其变迁历程,与西洋人之学术进化史,截然不同:一是顿具渐布,一是渐进渐备。于此义若能审谛不虚者,则原考证‘从学理上考察’之说,无论其有百千万言,皆决然可一扫而空之矣。
……佛法乃为众生无时不须要者,特要有深证妙悟者以发之耳。至影响于后此之思想界否,亦不一定:就有影响者说,后此龙树等说极精详之大乘空义,无著等说极精详之大乘有义,即由马鸣造囊括纲要之大乘论——起信论本名大乘论——曾先立基本之影响也。就不有影响说,马鸣出家于小乘部——无著、天亲等出家,皆在小乘众中者,龙树明言出家菩萨即摄声闻众中,似至戒贤时始另有大乘众——,时小乘之正统犹盛,自虽内宏大乘,外还随顺小乘徒众以免毁害。所宗之大乘经,及所造宏大乘之论,或密传一二人,或藏之名山以待后世耳——案此小乘学者所以只知马鸣为雄于文之文章家也——。尼干子问无我义等先传为龙树学,而此大乘总论亦竟可无影响于印度焉!譬如大学、中庸二篇,宋、明来在中国思想界可谓影响极大矣!然在七国、两汉、六朝、三唐间,有何影响乎?然学、庸实非造自宋、明儒者也。一学说发生,能致无影响之故甚多,故不得谓定有影响。……
佛在世时不然,已详前说。佛灭后,各时代虽可作如此说,然初五百年亦非无大乘之流传,特零散隐幽耳;六百年后亦非无小乘之流传,且仍繁盛,特不能独占为佛教之正统耳;龙树时亦非无异派大乘,如智度论之方广道人等;无著、世亲、护法等时更可知非无异派之大乘,特在彼时要以彼代表之一派为最显著而已。知此、则知马鸣时虽犹为婆娑最盛时代,而马鸣之大乘论不妨成立也。……
佛在世时,佛为法本,一切义皆取决于佛。佛寂后,契经为法本,一切义取决于契经。若契经可由人陆续以添造者,则‘依法不依人’等句,亦不足为圣教定量,凭何以证其了解之法与佛同耶?故此实自为矛盾之论也。
既以印度人之思想为超时间者,则当知由印度人思想之产物,亦为超时间者。以彼超时间之思想学术,乃忽欲以时间拘之,抑何矛盾之甚!且今所译于西洋者,固现流行之品,然亦有译千百年前之亚里斯德学说者,岂此亦西洋人现代所新造耶?西洋人今有译中国之五经或道德经者,此亦中国人今日所新造耶?且罗什所译之百论,其长行即属世亲者,何知罗什时无著、世亲未盛行于印度耶?据此类一偏之见而用为研究佛书之根本方法,宜其所见皆非矣!……
此其根本研究法既九无一当,则从此根本法以发生出文献上、及学理上之考察,吾虽未能得读,亦尽可置之不论,亦尽可置之不读也!
要之、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一朝证彻心源,则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一切佛法皆湛心海。应机施教,流衍无尽,一切名句文皆飞空绝迹,犹神龙之变化无方。否则,只有一切世间,于彼之事随顺假立,世俗串习悟入觉慧所见同性,而于净智所行境界、及净智境所流出之至教定量,终非其分,只窜绕于一切世间从其本际展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之名相中而已。呜呼!东西洋之科学、哲学、文学、史学者!而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
不仅对遗祸无穷的学术研究进行了严厉批判,关于大乘经论的清净来源、大乘佛法的神圣地位,太虚大师也于中作了有力说明。
我们不否认世尊在宣说小乘法时,曾以隐含的方式偶尔讲到大乘法义(就像宣说显宗法时隐含讲到密法一样)。在小乘法中,出现一些与大乘共用的法相、名词,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些只能说明大小乘佛法的圆融一味,以及大乘佛法良好的向下兼容性(如《大智度论》云:“小物应在大中,大物不得入小。”“大乘法中则能含受小乘,小乘则不能。”),根本不足以成为“大乘由小乘进化而来”、“大乘非佛说”的立论依据。如果(同为释尊所宣说的)大小乘佛法截然独立,毫无联系,那才奇怪呢!不过,如果决心要找些“食物”来满足自己先入为主的泛进化论史观的“胃口”,就另当别论了。
《增壹阿含经》(卷1)“序品”云:“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毘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安处佛语终不异,因缘本末皆随顺,弥勒诸天皆称善,释迦文经得久存。弥勒寻起手执华,欢喜持用散阿难,此经真实如来说,使阿难寻道果成。”“是时,弥勒大士告贤劫中诸菩萨等:卿等劝励诸族姓子、族姓女,讽诵受持增一尊法,广演流布,使天、人奉行。”这些文字清楚说明,大乘经典(法宝)和菩萨(僧宝)并非后人臆造出的,而是佛世便已存在。如果真的敬奉原始佛教、阿含经,那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大乘佛教。
进一步分析还可知道,大乘经典深广恢宏瑰丽庄严的不思议境界,肯定不是凡夫人的分别心所能编造得出的。而且,圣龙树从龙宫取出大乘经典等传统说法,千余年来得到了印藏汉各地佛教界的广泛共许,古今中外的佛门圣祖没有一人对此提出异议。作为一名大乘佛教徒,更能赢得我们信心的,当然是现量照见如所尽所诸法实相的圣者无漏智慧,以及现量了知事物本面的超越时空的大乘清净神通波罗蜜,而不是落于实执分别心中的学术研究。内道圣祖们的光辉教言,和无明凡夫的寻思推论、悬想计度,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较量!
虚云老和尚讲道:“末法经上所说种种衰相,现在都出现了。……法末之时,佛所说的法,都要灭的,先从楞严经灭起,其次就是般舟三昧经。如某某居士,以他的见解,作楞严百伪说,来反对楞严;还有香港某法师说华严、圆觉、法华等经和起信论,都是假的。这就是法末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关及圣教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佛教徒必须从全局出发,奋起抵御学术研究的入侵,努力维护如来圣教的尊严!对于教内的盲从和迷惑,应该通过大力宣讲正法知见、培养宗教情操予以导正;对于无有佛教信仰的外来侵袭(不管表面上有没有居士、法师或导师的名头,只要在事实上表明了非佛教徒身份皆在此列),更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坚决回击!
既然科学和理性是佛教学术研究者最响亮的口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摸摸它的老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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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4)

世间科学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前提,即假定其研究范围中的对象和方法均实有存在。(这是凡夫分别心的运作特性所决定的。)此与佛教的究竟胜义谛截然不同,随之对世俗现象界的认知和参与,也就有了各自的特色。
无论从佛教的无境唯识还是缘起性空观点看,现象界的一切器情显现在本质上都非如其显现般成实存在。有迷乱的显现而无成实本体,这一点和梦境非常相似。一般人做梦时,会被其中的景象所左右,产生贪、嗔、喜、畏等不同觉受。修持梦瑜伽获得自在的人,则可在梦中当下了知其虚幻不实的本性,并无碍变幻和驾驭梦境。同样的道理,对于没有证悟胜义空性的凡俗人而言,数理化等定律、公式可谓有效反映了现实规律,但在现证诸法离戏空性的大乘圣者那儿,自在驾驭世俗现象界与掌控梦境,并无太大区别。
看似生活在同一世界中,却会随着个体精神觉悟程度的差异而展开完全不同的生命画卷!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显然被头脑简单的佛教学术研究者所长期忽略了。
对世间人而言,佛教的胜义谛的确不好理解,因此他们会对佛教史上的人、事现象更感兴趣,比如说,考证一下大乘、密教的源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放心地进入佛教有帮助。然而问题来了:佛教中的历史现象(尤其是较为重大、神奇的)常常是基于空灵无碍的胜义实相的任运示现;这种非凡示现的合理性需要以胜义法界的特殊性质来说明;而世人对不思议胜义实相的信解和悟入,却又反过来被要求建立在对众多事相的先行认可之上!(这是由于凡夫分别心总能找到够体面的理由以使自己免于被彻底解除武装。)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循环。
这一循环的出现,不说明佛教本身有何缺陷,反而是能够带来惊人的升华和超越的伟大精神体系应具的特征。——如果一切都可以顺顺当当地通过既有的、常规的经验来解决,那佛教的超凡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佛门祖师常常强调缘份和信心。
浅薄的学术研究者们当然料不到这一层道理,所以他们一上来就急匆匆地投入凡夫分别心的怀抱。很多错误和悲剧,都是由于没能清醒认识所用工具和方法的适用范围所致,佛教学术研究者们也没有例外。既然是无有信仰的有漏凡夫心,其颠倒和局限便可想而知,所以饶是他们自我标榜为客观、中立和公正,但仔细观察却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又要提及隐藏在话后的预设前提了,这的确是个不应忽视但却常常受到忽视的问题。佛教学术研究者们在一开始,就作出的几条相当隐密的先验设定是(注意:其所否定的对立面均未经过有效证伪):
一、不存在会使我们的生存状态及心智能力产生质变的终极真理(亦即这个平庸的人生和世界是正常而绝对的);
二、不存在印合于上述不存在的终极真理并能自在超越世俗现象界束缚的解脱境界;
三、佛教没有这样的解脱境界;
四、没有这种解脱境界的佛教不是不可以用常情加以研究、考证的;
……
所谓常情,涉及到这样一些更加具体的预设前提:
一、意识心的思维分别是探索真理的唯一和最高的方式;
二、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上发展起来的机械时空观是普适的绝对参照系;
三、佛教不能离于上述绝对参照系而展开;
四、就纵向而言,佛教必须接受“泛进化论史观”的裁定;
五、就横向而言,佛教必须接受机械类比的思维定势的裁定;
……
也许有人想,作这样的条分缕析实在多此一举,上面列举的那些前提、设定,难道不是想当然就可以成立的吗?是的,“想当然”在不少情况下的确是容易给人放心大胆的好心情的理由,然而请不要忘记,在公元1905年以前,人们对机械时空观的信心同样也是“想当然”的,而这种没经起仔细推敲的幻觉最终破灭时所引起的精神震撼,也同样是颠覆性的。
万一——没人敢担保它绝对不成现实——佛教和这世界不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那么,佛教学术研究者们所作的一切努力,便都成为无用功了!这个严峻的事实说明,看似肃然可敬的学术研究,其实和一场意气用事的赌博没甚差别,而赌徒,就是那帮把所有注钱都下在幻想中的赢面的佛学研究者。
从最严格的科学标准看,一上来就以上述带有严重历史局限性和心理局限性的预设前提做为背景展开研究,和不假考虑地直接认可佛教一样不合理。最严谨的方法是,在研究一个对象之前,不要作任何带有局限性的先验设定。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极其灵活而清澈的头脑。事实证明,明治时代以来的众多佛教学术研究者们并不具备这种头脑。所以仅凭此点就可以说,他们对传统佛教的一切刁难,都(至少)属于“不定似因”!
会出现的辩解是:如果一开始就不加以有效界定,那么嗣后的研究工作,又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展开呢?岂不是找不到出发点了吗?
的确,按照西方科学惯例,一个学科一般都需建立在几条无须检验的“公理”之上,由此方可推演出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同时,纳入它研究范围内的对象,亦需接受其既明规律的裁定。
可是,对佛教的先验性“纳入”,真就那么合理吗?谁“纳入”谁,难道不需要更慎重一点吗?
一旦沦为别人的“研究”对象,自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佛教是怎样落到这个地步的呢?说具体点是明治时代的阴差阳错,说透彻点,是近、现代西方人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优势,“想当然”地转换成了精神和思想上的优势。“洋人船坚炮利”,打掉的不光是东方的国防,更不幸的是打掉了东方人的自尊和自信。在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东方文化形象代表的佛教,当然不会有好日子过。
否则,如果平起平坐的话,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若用佛教或东方传统文化来衡量,来研究,你们西方学术实在是太虚浮浅薄、庸俗无义了!
近代史上,东方人被迫接受了太多的“不平等条约”。由日本人在血腥的殖民地时期替佛教签下的这一文化上的“不平等条约”,许是该到期了吧?!
因此我们要问:
当两位文化巨人碰面的时候,是否必须以一方霸道地全权裁定另一方,作为“共荣”的前提和代价呢?物质上的富足,是否就一定等价于精神上的富足呢?或者说,精神的富足是否一定需要体现于外在物质上?
在物质领域表现不俗的方法和观念,一定可以机械移植到精神领域来吗?浸泡在一大堆可笑的预设前提中研究佛教,这就是西洋学术观念的骄傲吗?
为什么不遵循佛教自身的严密修学程序,进行切实的探索之后再发言呢?怀着起码的尊重,通过如法修学而真实体验佛教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更加诚恳和科学的态度吗?
长期如法地修学佛法,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比起在世间知识和惯性思维的支配下,翻翻资料听听报告,肯定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毅力。但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外人更真实地领悟佛教(及东方神秘文化)的精神和内涵。
想领略游泳的乐趣,就不能只停留在浮力学和运动学的公式上,而必须下水实践;想体味茶道的情致,就必须躬自煎煮、冲泡、饮用……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如理如法地发展自己的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智慧境界,就想了达佛教的真实内涵,怎么可能呢?佛教不仅有着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且从本质上讲,佛教更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因为究竟胜义谛不是仅凭语言文字就能现量了达的。没有领悟空灵自在不可思议的胜义谛,就只能(怀着世俗思维模式和先入之见)在皮相上做文章,那你研究的,早就不是真正的佛教了。连自己研究的对象都没找准,还说是“科学”,难道不可笑吗?完全舍弃现量体验的机会,仅仅依靠远距离的推测和臆断,难道不是一种缺憾吗?
所谓科学,其原意是指分科别类的知识学问。因此,世间科学所探讨的对象和问题,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十分明显的暂时性、片面性和局部性。而佛教的本怀,却是探求终极真理,以从整体上揭示宇宙人生的奥秘。因此,即便把佛教当作杰出的哲学体系来对待,都很是屈德。如果再等而下之地硬塞进某一个(或几个)具体学科框架中随意摆布,那就简直是犯罪了!
局部如何裁决整体?暂时如何定义永恒?终极真理和整体实相,仅仅是部分的简单之和吗?置这些根本性问题于不顾,只是慌里慌张地拿着一些暂时、僵化、有限的学科知识,对立足于究竟和总体层面的佛教横挑竖挑,这算哪门子事呢!
所谓先进的批判性学术研究,拿什么来批判?无外乎凡夫分别心和一些既有的学科知识。前者姑且不论;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实均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旧理论、旧学说被新观点所改写或推翻的情况,屡见不鲜。所以说,依靠自身难保的有限学科知识而对佛教作出的众多“判决”,都已经或即将由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抱定西方既有的学科知识来审视佛教,或许也是一条可以考虑的途径,假设说这些知识已经一步到位地触及终极真理并绝对可靠的话。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学科知识却并不争气,它们总是需要不停地予以更新和纠错。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时的惊喜,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旧理论曾经犯下的错误,特别是它们春风得意时无礼审视佛教的错误。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旧理论自身的错误尚易发觉,但它们过去对外界的骚扰,就难得有人去认真追究了——更何况那些骚扰,大多是以相当隐密的预设前提的形式进行的。
下面,我们将着重探讨一个典型的没能随发展而同步清除的伪科学骚扰,这就是立足于机械时空观和机械世界观的史学考证。
机械时空观是佛教学术研究者们所醉心的史学考证的基本工作平台,这一点甚至连萧平实都知道——“佛学研究者每喜以佛经出现之时间,作为考证佛经真伪之依据。殊不知佛经三大藏,有说于人间者,有说于龙宫者,有说于四王天者,有说于忉利天者……乃至有说于色究竟天宫者。”这个貌似科学的先验自明的设定,其具体内涵为:世上一切事物均处于唯一、无限、均匀、自成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三维)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共享一个绝对的时空参照系。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对时间概念作了如下表述:“绝对的、纯粹的数学的时间,就其本性来说均匀地流逝而与任何外在的情况无关。”关于空间,该书也作出了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述:“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来说是永远相同的和不动的,并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一个普适而均匀的绝对时空参照系,是整个经典物理学展开的基础,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哺育了明治时代以来的纯学术性佛教研究者们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研究方式。因此,他们从事考证工作时,一旦涉及某时某处发生某事件、某人某事的影响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传播、同时异处或异时同处的人事比对,还有出现和隐没、发展和衰落、先后和远近等具体现象,一个绝对的、均匀的、普适的时空参照系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他们脑海中,成为根本所依。他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在这款绝对坚挺的时空参照系中,画上些坐标或连线而已。这一点从他们的众多著述中,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
如果作为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的相对论和量子论没有研究成功,那么世人可能会永远觉得他们是对的。然而事态出现转机。如今人们已经确信,许多像机械时空观那样先入为主习以为常的基本观念,并非如想像般先验自明和坚挺硬朗。
迅猛发展的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虽然是最难发生变化的物理对象,但并不是永恒存在的最基本的物理对象;它们很可能是由更基本的层面次生出来的;时、空、质、能均有着从无到有的起源过程;离开具体的物质、能量没有单独自存的时间和空间;具体的时空特性取决于具体物体的质量和运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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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指导佛教学术研究者工作的绝对而均匀的共享时空参照系,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时间和空间是最坚固的舞台或背景,但它们并非始终坚硬如铁,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可塑性,或曰虚幻性。
可以作一点更具体的分析。比如说,根据相对论的原理,只有明确地知道“时钟”沿着怎样的轨道运动,才能使用它来进行含义明确的时间测量。而另一方面,根据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有一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对任何物体(当然包括“时钟”)在原则上都不可能确定其精确轨道。因此,只要相对论和量子论正确,结论只能是:时间在原则上是不可真实测量的。而一个在原则上不能进行测量的量,是没有物理意义的。
科学家确认,时空的测量精度上限分别为:普朗克时间(约为5.39×10-44秒)、普朗克长度(约为1.62×10-33厘米)。也就是说,只有在大于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的范围,才能勉强运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小于这两个值的范围,时间、空间的概念就失败了,那是一个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世界。
没了时间,就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没了空间,就无所谓上下、前后、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时空顺序将完全失效。
这事也不难理解。比如有甲、乙两个运动员,同在环形跑道上参加长跑比赛,如果不知道他们起跑以来的全部情况,我们就无法判断谁在前谁在后。因为从半圈跑道看,可以说甲在乙之前;而从另半圈跑道看,也可以说乙在甲之前。时空若像跑道那样,具有许多圆状的或循环的结构,那就不能使用时空顺序等概念了。可以确定的是,在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上,时空必定是多连通的,具有复杂的拓扑,以致不能规定事物的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
根据宇宙膨胀及微波背景辐射等可以推断,宇宙在越早的时期,时间尺度越小,空间尺度越小,而能量尺度越大。因此在宇宙极早期,必定会有时空概念失效的状态,这就是宇宙的普朗克状态。宇宙从没有时间的状态过渡到可以用时空来度量的状态,这就是时空的起源。
时空拓扑有一个重要特性,即不受局部的运动和变化的影响。它是最典型的一种宇宙整体性质。亦即是说,它于宇宙演化的过程中会保持不变。事实上,越是不容易变化的东西,起源越早。化学元素在大爆炸后3分钟时产生,粒子反粒子在10-36秒时产生,而时空拓扑产生的时间则是10-44秒。因此,时空拓扑性质,可以说是宇宙创生期所留下的重要遗迹,是宇宙中的第一个不变事物。
既然在普朗克尺度上,时空结构是多连通的,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由之生成的宇宙也肯定具有多连通的复杂时空拓扑。大尺度的现代天文学观测,已经为此提供了不少有力证据,时间机器、超光速星际旅行等时髦玩意儿,则是由此展开的进一步联想。
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古来的佛门大师都是长跑高手,或者经常玩拓扑、钻虫洞……,而是说,在日常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想当然”的机械时空观,和时空的真实本性,是有很大出入的。严格来讲,经典物理学仅仅是现代物理学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近似。(请注意:这近似背后隐含的是截然不同的时空观和世界观,与四舍五入的近似不是一回事。)虽说在“常情”下,这近似也将就可用,深深烙上这近似特征的思维定势和学术理论,在历史上也有过以“科学”和“理性”自居的情况,但近似毕竟是近似,它本身绝非终极真理,更没有资格充当唯一的最高裁判。
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空间,如何构成常人所经验到的宏观时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虚无单元,组接起来,竟然变成了看似可靠的舞台和背景,这是很稀奇的。在大乘经论中,有不少破斥无分刹那、无分微尘的精彩论述,或许能为现代人的相关思考提供启示。
听听爱因斯坦的意见很有好处,他说:“时间和空间是我们进行思考的模式,而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条件。”“时空未必能看成是可以脱离物质世界的真实客体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并不是物体存在于空间中,而是这些物体具有空间广延性。这样看来,关于一无所有的空间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1955年,爱因斯坦的好友贝索去世了,爱因斯坦为他写的一则唁文中,有一段很经典的文字表达了现代物理学家的心声:“现在他虽然比我早一点离开了这离奇的世界,但这并没有什么,我们相信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而已。”
上述文字,也可以作为写给长期盘踞人们脑海的原始时空图腾的唁文。事实上,我们相信佛法的人都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就已明确指出了包括时空在内的一切世俗现象的虚幻本性。现代物理学家的工作,不过是为此添加一些较通俗的注脚而已。
类似的注脚广泛而多样。例如质量,也是为世人所长期耽执不休的一个物理对象,但随着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式的问世,它的看似顽强的实在性同样瓦解。宇宙创生后,经历了三分钟的“冷却”,才有化学元素开始产生;物质的本性,不过是“冻结的能量”……,这些内容成了科普常识。既然和无形的能量密切相关,那么对物质的形式和范围的传统理解,也就需要大大拓展了。如此一来,继续“想当然”地狭隘判定高级智慧生命必定和声、光的生理性可感波段存在必然联系,势必更加艰难。
很久以来,“决定论”主宰了经典物理学和机械世界观。现代物理学给它当头一棒。正如刹那生灭的细无常容易被大乘佛教徒理解成胜义空性在世俗层面映现的痕迹一样,不确定性、几率性存在等新思想也肯定会有助于体悟空性的冥示,进而把想当然的“决定论”彻底驱逐出境。
决定的批判和判决,源自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的绝对肯定(先验设定自他均平等地受到束缚),而想像中的决定的障碍或限制,又源于对实有的、确定的规律的绝对迷信。这些错误的观念和推论,现在已暴露出巨大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看似铁板一块的僵化世界以及有关的概念化认识,渐呈解冻之势。人们将越来越明白,真正的科学精神,其实和古老的佛教并不矛盾。
不知道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会为佛教再义务添加多少更新颖的注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时、空、质、能等基本物理现象的本性的深入揭显和逐步统一,不少“想当然”的传统错误观念将被迅速刷新。虽然要完全消除众多先入之见尚有不少困难,但无论如何,一些基本而顽固的实执、概念的逐步解冻,所呈现出的向佛教靠拢的趋势,以及在帮助世人不过度失真地解读佛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令人欣慰的。
当然,我们也看见了,在多数情况下,世间物理学是通过对更深层次的存在的承许,来消除由其次生的物理现象的实在性,还没有达到整体领悟和一步到位的境界。不过,科学终归是科学,我们没有必要强求它去完成其能力范围以外的工作,否则又从何显出宗教和哲学的价值呢?更何况,在帮助世人更公允地理解佛教的问题上,科学已经有了较近代更加令人满意的表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功赎罪了。
剩下的一些问题,比如物质和能量如何与众生的心识和业力产生联系,不一定能很快得出答案,甚或这答案早已超出了纯粹物质科学的能力范围。但有迹象表明,现代物理学已经越来越注意到人的因素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不单指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的专业素养,特别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原则上不能排除的观测者对观测结果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从相对论、量子论到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还有类星体的引力透镜现象等,许多进展强烈显示,过去认为在原则上是可以“不掺杂”进来的人的因素(这种绝对的“不掺杂”曾一度被当做“科学”和“理性”的骄傲),如今却表现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有趣。作为佛教徒我们当然乐意设想,主观和客观的这种奇妙关系背后潜藏着某些有益的启示。
绝对真空的概念,也被基态的微细量子能量波动所取代。现代物理学认为,正是这种波动所产生的细泡的暴胀,形成了我们所处的宇宙。这和《楞严经》、《起信论》所言一念根本无明心妄动而产生虚空、世界,有些相似。当然,完全用科学理论来解释佛法是相当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科学的发展既然越来越对佛教有利,那我们亦不妨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
日本医学博士江本胜自1994年起,在冷室中以高速摄影的方式来拍摄和观察水结晶,结果发现水具有复制、记忆、感受和传达信息的能力。由此结集出版的《水知道答案》一书,引起了世界性轰动,不仅掀起了一波波水研究热潮,而且对于认识精神世界的神奇内涵,也带来很大启迪。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不论这个游戏是否可以验证,许多人都承认,人类意志的能量,具有强烈的影响万物的能力。而云是由水构成的,同时还是一种气体,所以应该更容易对人的意志产生反应。
在过去,如果说人的意志可以影响物质,通常总免不了遭到‘不具备科学性’的非议。但现在最前沿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不进入精神或意念等非肉眼可见的领域便无法解释很多东西的境地。
从量子力学开始,到荣格学派的心理分析理论,再到遗传基因学派,都已经开始肯定在我们居住的三维空间之外,另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据说,那个世界不仅看不到、摸不着,而且就连时间都不存在。
因研究量子力学而闻名世界的大卫•博姆(David Bohm),将我们可以感知的这个世界称为‘明在系’,并且认为‘明在系’的背后另有一个被称为‘暗在系’的世界。‘暗在系’的世界了解‘明在系’世界的一切,而生活在‘明在系’的事物则记载了‘暗在系’世界的一切信息。
也许这有点儿难懂,但换句话说,其道理与‘一沙一世界’有些相似。从一小部分宇宙,可以窥见整个宇宙的全貌;一个人的身上就记载了宇宙全部的信息,甚至其中的一个细胞的身上,也都刻画着整个宇宙。(中略)从这种理论来看,世界不仅瞬息万变,而且还在不断地更新着,而我们的意志正协助着这个世界的更新。了解这一点,也许你对人生的看法也会从此改变。”
上述带有强烈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字,让我们敏感地意识到,即便在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的老巢——日本,传统思想也在悄然复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真理生命的顽强性。
驱逐了似是而非的机械时空观、机械世界观,再来剖析佛教学术研究的误区,就轻而易举了。呼吸着时空虚幻性、质能新观念、非决定性现象等清新空气,人们很容易理解,宇宙和生命的深层奥密的确大大超越了日常感官经验。既然时空的本性如此玄妙,究竟的真理又如此深邃,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抱以最诚恳、最谦慎的心态来面对呢?我们有什么把握可以断言,以往的学科知识(特别是血腥的殖民地时期的知识)皆铁定无误,并且决定不存在对时空等“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早有深刻了悟和自在驾驭的高级智慧生命呢?
几百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知识和能力,实际仍然十分有限,有限的能力面对无限的真理,深深的敬畏和感动必定油然而生。接下来人们会明白,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叩开伟大的传统精神世界。
现代科学的进步,早已在事实上宣告,生命和事物可以更大的自由度和多样性展开。因此,如果真是一个科学精神压过傲慢、偏见的人,那他肯定不会断言,天界、地狱、龙宫以及“灵山未散”盛况,决定不能以超越声、光的生理性可感波段和想像中的绝对时空参照系的方式而存在。
“没有看见其存在”,与“事实上不存在”,能直接划上等号吗?在机械世界观占支配地位的岁月里,“想当然”的气魄,或许可以赢得名声和喝彩。但现在跟那阵子不一样了,随着科学的进步,一个接一个的“想当然”已经和正在被人们送进历史展馆。宇宙人生的精彩和奥妙,早已不是殖民地时期的僵化观念所能拘得住的了。所以现在来看那些曾经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地高喊“龙宫何在”、“南天竺铁塔何在”等前卫口号的佛学研究家,会发现他们不比在二维平面上生活惯了因而搞不懂三维(以上)空间的扁平虫,聪明到哪儿去。
对时间的迷惑引发了对空间的迷惑,对空间的迷惑又产生了对时间的迷惑。可怜的学术研究者们就这样堕入繁复玄深的迷宫中,与真理起劲地玩开了捉迷藏的游戏,哪有心思去想——时空“只不过是一种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呀!
由于无法理解超常的大乘显密佛法源流,碰巧又赶上进化论思想席卷全球,历史也就容忍明治朝的走投无路的佛学研究家们努力犯错了。作为哺乳纲灵长目高级动物的有出息的后裔,他们当然有足够的智商寻找到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独特胃口的“食物”。于是,在机械世界观和泛进化论史观基础上进行大胆猜测、自由联想和皮相比对,遂成为所谓的批判性、科学性佛教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人类文化史和科技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重大失误,但像这种愚蠢到家厚颜无耻的错误,尚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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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某些外道学说也否定世俗现象界的实有,同时也有一些奇异的神通示现,那么他们对时空、世界的认识,是否就和佛教一样殊胜呢?此外,任何一种无法加以直接检验的事物,是否都将由此有了辩称其存在的理由呢?
对此不妨暂时借用科学哲学的观点作答。
在科学的标准问题上,欧洲传统盛行的是实证主义,尤其近代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必须根据数学和逻辑的公理及规则,或者根据经验、事实来确定一个命题的真假。也就是说,必须从正面进行“实证”。
针对此种观点,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否证论”。他认为,要从正面来证实一种全称的科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譬如“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就无法通过观察完天下所有的天鹅加以证实。因此波普尔提出,一个理论如果在逻辑上或事实上能够被证伪却一直未被证伪,其重要预言、推论还得到了有效验证,那么就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理论。否则,它就不是科学的。
根据这个著名的标准,我们来分析上述两个问题。虽然外道徒在一定程度上体悟到现象界并非如其显现般实有,但他们并不是从大乘空性的角度来认识这一点,而是通常将世俗显现视为某个更加隐秘的实有主宰(如大梵天、大自在天等)的幻变。无论这位至高无上的主宰,还是其创造平凡世间的过程,其实早被佛教以中观、因明等正理破斥得体无完肤,根本无法立足。也就是说,外道的这些观念和境界,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缺陷,并且已经受到有力的证伪。因而它是不科学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或理论无法通过逻辑或经验来证明它是假的,即不具有“可证伪性”,那么根据“否证论”,它在一开始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因为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理论所必备的性质。
那么,佛教的“可证伪性”如何呢?
我们知道,佛教并非仅仅是一种道德伦理,与简单崇拜超验形而上实体的西方宗教,也存在很大区别。若从理论上观察,佛教的因明、唯识、中观等学说,均具有极其严密的论证过程,其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很强的。从古自今,还没有听说哪一个人通过公正、客观的方式,有效地证明了这些学说在其适用范围内不正确。尽管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谤法、灭法事件,如今也不乏曲解和诋毁佛教的现象,但其所依仗的,无非是些暴力、阴谋、胡搅蛮缠或造谣中伤等非正当手段。真正令人信服的“胜利”,从来都没出现过。
其次,从实践看,无论小乘还是大乘、显宗还是密宗,都有着极其严谨的修证次第。因而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有机会通过实际修持佛教法门,来验证各乘境界的真伪。古今中外,排除违缘、障难进行长期如法修持的佛教徒,皆获得了烦恼淡薄、身心自在的境界,开发出智慧、悲心、神通等惊人功德的实例,亦屡见不鲜。尽管现代人的善根、法缘不一定能和古人相比,但如果有决心、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修持,依然可以获证相应的成就。有一分付出,就会有一分收获。
从涵盖一切色心、器情万法的广泛性,以及在精神修炼上极强的可操作性看,佛教的“可证伪度”是相当高的。既如此,那为何佛教一直颠扑不破,未能被人有效地证伪呢?这是因为,佛教揭示的是宇宙、人生的真谛,故对佛教进行证伪,无异于是对法界的真实本性进行证伪(至少需要先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许多言论进行证伪),所以永远不会成功。
或问:个人精神修炼在普适性和透明度上,会不会有所不足呢?
首先应该肯定精神活动的重要性。比如说,哪怕是最雄伟的一座山,或者最秀美的一棵树,也不可能思考出相对论,或者处理最简单的斜面、电流实验结果。事实上,一切科学理论的提出和科学实验的进行,都离不开人的精神因素。即便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或离子加速器,其观察结果的了知、处理和判断,也必须通过并取决于人的感官、意识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的。(从原则上讲,外部世界是否真实存在,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人是不可以直接认知的。人能直接感知和确认的,只有自己的精神、意志。一个科幻故事讲到把一颗断掉的人头浸在营养液中,插上电信线,让它误以为自己还如健康人般继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情形。梦的例子,也说明了人所感知到的存在,不一定真实可信的道理。所以在原则上,人无法区分自己现在感知的世界,究竟是客观真实的外部存在通过种种介质和折射在我们精神中形成的投影,还是直接就是我们精神的作品。)因此,如果完全不承认精神活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即便所谓最客观的物质科学,也将无法建立。
既然寻常人的精神活动都如此重要,经过长期艰苦修炼的宗教精神体验,就更应该受到尊重和肯定了。不消说证悟圣者无漏智慧,即便获得一点禅定境界的人都知道,经过如法洗炼之后的心智状态,会比普通人清明、深邃和稳定得多。
其次再看,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否必须遵循完全雷同的规律和法则呢?
这不一定。
很简单的例子是,一人吃饱,不可能所有人不饿;一人快乐,不能排除有人忧伤;一个人患了精神病,不会全世界人都跟着疯狂……说得更极端一点,你去世的时候,不可能世上所有人都很“普适性”地跟着你去死;别人病逝的痛苦,也无须很“透明化”地由你直接感受。看同一个景物,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尽管很难发明一种仪器将这些感受全都绘成图纸、列出清单,但没人会怀疑它们的存在。既然如此,为何要对无形而隐秘的精神世界另眼相看呢?
佛教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实现个体精神的升华和解脱,而这是需要具体的生命主体认真投入和切实修炼的。就像生米没有米饭的香味,或者不吃饭就不能饱肚一样,没经过如法修炼的人,当然不可能直接体验到超自然的佛法修证境界。但个人的无能,不管怎样都不应该成为绝对否定普遍真理的理由!
外在的科研仪器,其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利用它们来采集信息,也只能是间接的、片面的。东方传统文化,则是把人的身心乃至整个生命,作为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天然“仪器”(这大概是东方人没能在近代发展出西式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今还没有证据显示,东方人的生命仪器和生命智慧,一定比西式的物质仪器和学科知识逊色。若从佛法的角度看,西方自然科学不过是在最粗浮的色法上来回折腾,而色法,则是心识的幻现。这样,谁抓住了本,谁在逐末,就成了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探索生命奥秘寻求终极解脱的时候,不让最关键、最根本的主体——生命——实际参与其中,并发挥最大程度的能动作用,显然是不合适的。而谁又能断言,仅仅几个(与外界截然分开的)大脑神经细胞,就代表了人类生命的全部意义呢?
由于在对虚幻世界的认识、对精神价值的敬重等许多方面,都和佛教存在共同语言,所以爱因斯坦对于这一伟大的宗教亦格外推崇:
“任何宗教如果有可以和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那就是佛教。”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太虚大师在《佛教与科学》中也开示道:“科之一字,具分科、别类之称,故首先分划范围,不得笼统,而一科一科之新学说乃由此产生……
一、科学之知识可为佛法之确证及假说而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科学上有所发明,即(普通)宗教上便有所失据。寻常神我等教,根本上既少真理,一经风吹,不免为之摇动。骇辩不足,继以恐布,牵强附会,又失自主,此其人至为可悲。独有佛教,只怕他科学不精进,科学不勇猛,科学不决定方针精究真理,科学不析观万有澈底觉知。能如是、则科学愈进步,佛法将愈见开显。以佛法所明者,即宇宙万有之真实性相。科学愈精进,则愈与佛法接近故……
但进一步言之,科学卒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此义云何?例如无上正遍觉者所证知之境界,是谓佛法实际,亦是宇宙万有真实性相。而此必须转自心为佛智乃能亲证,非用声明、因明等科学方便所假说得到者,故此但为过渡作用。而科学则执定其科学智识所知识者即为真实,宁不成失!又如有一大象,其周身百体,喻为宇宙万有之全部分。瞎子虽极仔细,但运用其按摸之腕,欲廉得其情实,若摸耳则言如箕,捏尾则言如帚,抚足则言如柱等。以自己之智识,断定其即箕之耳、即帚之尾、即柱之足,谓已得此象全体无缺之妙用,明眼人见之,宁不哑然失笑耶!真正佛学家对于科学,畴不云然!故惟彼无上正遍觉者妙明通达,如明眼人观活象然,见即遍照无遗,何待箕帚等之展转譬喻证成公例哉?科学之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者,如此。
二、科学之方法可为佛法之前驱及后施而不能成为佛法之中坚。……但谓万物各具原质,系单纯之元素积集所成,进为原子、电子等说,则由‘唯物’派进堕于‘唯力’;若更深进,安知不将有虚空粉碎之一日哉!盖唯物为耳闻目见之有者,至唯力则已为闻见所不及之无,益信科学之方法,足为佛法之前驱也!所谓研究愈精与内典愈足发明者,即以此故。若夫后施作用,言菩萨得证真如之后,可参用科学方法,施行于一切有情,裨令悉数觉悟,舍弃迷情。正合于法华经‘以方便力故,为诸众生说’之深旨。如小乘俱舍论等,方式极精密,理论极周致,适与科学规律相彷佛,而更高出其上。以之联袂共进,携手偕行,何难达于至善之邦、菩提之道哉!所谓科学并足为佛法之后施者,亦以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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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归根以谈,科学毕竟不能成为佛法之中坚。以佛法中坚,须我、法二执俱除,始谓之无分别智证入真如。如瞎子忽然眼光迸露,亲见象之全体,一切都豁然开朗,从前种种计度无不消失者然。科学家譬只知改良所藉用之机器,而不能从见之眼上根本改良。今根尘、身心等,皆是俱生无明之性,若不谋此根本改良,乃唯对境之是求,执一之是足,将何往而非瞎子撞屋,颠仆难进也哉!滞迷情之见者,可以休矣!故佛法之中坚方法,即为完全非科学的,专息灭建筑在戏论分别上之科学的,以非如是则终不能打破无明得大觉悟故。然若能依佛法中戒、定、慧三增上学,布施等六波罗密行,精究实行,则勒马崖头,共登坦道,脱黑暗之火坑冰堑于庄严佛土,出狂热之社会群众于清凉境界,夫亦何难之有?”
至尊上师堪布仁波切在《佛教科学论》中,对有关佛教的“证伪”工作进行了有趣的介绍:“玛辛达在《幸福的蓝本》中曾讲过这样一个伟大学者的故事:‘第一批将巴利语佛教文献翻译成英语的学者之一,是一位基督教著名神父的儿子。他选择这项工作的最初目的,是要证明与佛教相比基督教所具有的‘优越性’。他的这个任务虽然失败了,但他取得了一个比他预期的还要大的胜利——他成为了一名佛教徒。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个令人愉快的机遇,正是这个机遇促使他从事这项工作,使数以千万计的西方人也因他而得以接触到珍贵的“法”。这个伟大学者的名字,就是雷斯•戴维兹博士。’这样,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佛教徒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众多的八万四千法门,不管是哪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科学家去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实际上都是不能推翻的,如果佛所说的这种理论教义真正是能被推翻,那佛教徒也不会去强求,我们自己在真理面前也只能低头。
所以不管是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的人,你都应该去研究佛经。如果你想否定佛教的观点,那就应该进一步地研究,因为你要是真正地认为佛教是不合理的,那你必须要知道佛教的道理,否则你就没有权力来否定也没有能力来破斥它的观点。其实我们只要真正地去研究佛经,那佛法的一些道理和内容就会融入到自己的心,使自己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利益和好处,有的人也就逐渐地趣入了佛门。比如几年前有一位美国的研究生,他准备数年后考取博士学位,需要一篇论文,他拟定论文题目是有关宗教中佛教的内容,目的是想对佛教的观点进行反驳和否定,于是他开始到佛教圣地的印度以及不丹和锡金等国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佛教典籍。随着他研究工作的进展,佛经里那些博大精深的内容就已印入到了他的心,最后他不但不诽谤和驳斥佛教,而且论文的内容也变成了是对佛教里深深的轮回学说进行阐释的论述研究,结果他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的答辩,成功地获取了博士的学位。”
不但不可能被有效“证伪”,随着现代科学对时、空、质、能等物理本性的深入揭示,以及濒死经验、催眠术、再生人研究为佛教生死轮回说提供的有力支持,要借“科学”之名来歪曲、矮化和欺凌佛教,显然是越来越困难了!
世间的常情是,当一种方法或理论较之前错得较少时,它便被唤作“科学”。发散性研究方式决定了西方科学必然呈现出曲折往复的发展过程和层出不穷的未知领域,这从反面显出了一步到位的东方智慧的伟大。在空前的精神荒漠中备感失落和尴尬的现代西方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决不是个偶然现象。在这样的微妙情势下,如果我们自己却对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鄙夷不屑,缺乏起码的自尊和自信,那就十分遗憾了。
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说“科学是神学的奴仆”,也许不太合适。但现在若说“科学不是佛教的主人”,当不过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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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5)

近代西方科学的崛起从理性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这并不能保证,理性本身不出问题。
从反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者们的机械世界观以及对凡夫有限根识的绝对信赖可以看出,唯物论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所持的还是一种以日常感官经验和经典物理学为出发点的机械、庸俗的唯物论。与这种庸俗唯物论交互影响,他们对理性的认识不可能不带上局限性,具体就体现在盲目夸大理性作用,以及想当然地以为理性和超自然的精神世界绝对互斥。
世间的哲学、思潮,无论属于唯物还是唯心,理性还是非理性,均免不了以分别心耽执某种实法。佛教与之存在根本区别,从究竟胜义而言,佛教完全超离了二元对立的相对层面,不可以用凡夫心和逻辑概念加以思维测度。此时,既不能说佛教是唯物的,也不能把她和世间唯心论简单划上等号。太虚大师在《复李琯卿书》中讲道:“西洋的哲学,……都是先认定现前的人世是实有的东西,乃从而推究此现前实有的人世,在未有以前,原本是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或说元唯是心,或说元唯是物,或说元唯是心物并行。乃再从而说明原本虽然是一件什么东西,向后由如何若何,乃变成现前的人世。此在发足点先迷了错了,故无论如何横推竖究,终无一是!佛说全不如此,因为现前的人世,现前是空的,就是没有的。现前的人世既都没有,又何论现前的人世以前原本是什么呢?……必先于此有些体会,于佛法方能领解。迷著了梦事为实有,便宛然实有,这便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批注了。心识者何?曰迷梦是。三界万法者何?曰梦事是。迷梦梦事皆毕竟无实,故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亦毕竟无实。必先悟实无心识可唯,乃可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所以说,虽然在世俗层面佛教承许万法皆由心识幻现,佛教徒修持的重点也放在内心精神世界的建设上,但与世间唯心论仍不可同日而语。遗憾的是,世间人却不明此理,常常简单地将佛教判属唯心阵营。明治时代,正是物质文明和物质科学得势之际,作为其想当然的对立面的佛教,自然会倍受一心争当前卫和新锐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者的蔑视和刁难了。
那么,理性主义是否与超自然的精神世界绝对互斥呢?理性主义就代表了西方哲学的全部吗?理性真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吗?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没人怀疑古希腊的柏拉图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伟大奠基者。那么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主要有哪些内容呢?——作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的理念绝对而永恒,间接的“理念世界”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并由此派生出直接的现实世界(理念论);人的知识是灵魂对过去在“理念世界”中所见之法的回忆(回忆说);理性灵魂不朽……这里面找不到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者特别需要的东西。
从奠基者说到近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就要拜访乔治•黑格尔(1770~1831)。如所周知,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绝对理念”。他认为早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存在一个“绝对理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皆由它演化而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它的表现。因此这个“绝对理念”,就是世界的本元。“绝对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大名著。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考察了处于发展最高阶段的“绝对理念”,也就是克服了与己相背的物质外壳和自然外壳之后的精神。黑格尔说:“精神的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又经历三个阶段,即主观精神阶段、客观精神阶段和绝对精神阶段,分别构成《精神哲学》三篇的内容。
最后,黑格尔甚至把宇宙和上帝、哲学和宗教等而视之,他说:“哲学除去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对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唯理的神学,也是为追求真理而对上帝所持的始终不渝的崇敬。”(其实早在《逻辑学》里,黑格尔就讲过:“绝对理念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启示,展示出来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人类)之前是怎样的。”)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和理性不沾边,但从没人敢怀疑其智商水平和精神健康状况的黑格尔口中说出来,就十分耐人寻味了。本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叛的近代理性主义运动,到头来竟落得个向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欣然复归的下场,此中玄机,难道不值得过于冲动的佛学研究新锐们深思吗?
说叔本华(1788~1860)是唯意志论的创始者也好,说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悲观主义哲学家也好,不管怎样,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是由他开启的。叔本华认为,理性只不过是人类实现非理性的冲动、满足非理性的要求、精化非理性的感触的一种工具。正因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的,所以世界在本质上也不是人的理性对象,而是人的非理性对象。理性所把握到的,不过是世界的表面现象,只有非理性所触及和经验的,才是真实的本质世界。
叔本华所谓的非理性,具体是指意志。他认为,用纯理智的目光去打量世界时,根本无法发现世界的意义究竟来自何处,只能看到一堆没有意义的表象。唯有意志,才是“认识整个自然内在本性的钥匙”,离开内在的生存意志这把钥匙,任何一个物种都无法解开外物对它究竟有何意义这个自然之谜。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曾指出,纯粹理性不能把握物自体,因而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叔本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能克服纯粹理性局限的正是意志。他认为,在人面前有两重不同的世界,一是作为理智对象的表象世界,一是作为意志对象的意志世界。表象世界只是意志世界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意志,意志才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任何人都能看到自己就是这意志,世界的内在本质就在这意志中。同时,任何人也能看到自己就是认识着的主体,主体所有的表象即整个世界……在这两重观点之下,每人自己就是全世界,就是小宇宙。”(引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下同。)
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意志的冲动的表现。意志进行这种“客体化”的最低一级表现,即是最普遍的自然力,如万有引力、电磁力等。生命是意志“客体化”较高级别的表现,其巅峰是人。人不仅具有完整的人格、显著的个性,还具有了从生命意志中分化出的意志的对立面——“理智”。本来,理智是为意志的实现提供照明的一种辅助性工具和手段,但是,理智一经出现,就发现人原来注定要死。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人生的最大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在注定要发生的死亡面前,盖世威名、高官厚禄、绝顶聪明、倾国佳人等一切都无济于事。这样,人的一生就好像在吹肥皂泡,明知迟早要破,可还是在吹。不但吹,还要比谁吹得大,吹得五光十色,吹得富丽堂皇。为此,就免不了要挖空心思、碌碌奔营,然而心下却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个肥皂泡迟早要破。人生如斯,岂不苦哉?
人的意志是生存,而人的表象结局却是死。人生的悲剧就在于人生的最后结局不是意志的最高目的,而是相反。因此,叔本华说:“我是人,因而痛苦对于我是必然的。”
要从根本上解除痛苦,叔本华认为必须溯本求源,对生命意志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分三个层次:
一、“自愿的、彻底的不近女色是禁欲或否定生命意志的第一步。”
二、欣然接受任何损失,自愿造成非偶然的、非被动的贫苦。
三、最高的否定是绝食而死。这和被迫的自杀不同,而是对带来根本痛苦的生命意志这个坏家伙的最自愿、最彻底的否定,因为连生物摄取营养的基本意志也否定了。
否定生命意志的根本目的,就是取消一切级别上的无意义的客体现象,从而回归于“无”。“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我们之前的,怎么说也只是那个‘无’了。”
我们无法断定叔本华哲学有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以及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但他本人显然是对佛教怀有好感的。他在《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中说:“但是假如我们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追随者最众的宗教上,那么就这一方面说,最重要的首推佛教,我们再也不能闭上眼睛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它是唯心论的和禁欲主义的,它还是坚决彻底的无神论的;而且其思想程度达到了无论何时出现了十足的有神论都会引起它的僧侣的极端厌恶。因此,在阿瓦的佛教高僧递交给天主教主教的一份文件中,对于‘有一个创造世界和万物的存在,唯有他值得崇拜’这一教义,就被算作六个邪恶异端之一。……他一点都不明白这些高僧竟是无神论者,所以总是问起至高无上的存在,问他们是谁创造了世界等问题。于是他们答道,没有比佛陀释迦牟尼更高的存在了,他是全胜全善的,虽身为王子,却甘愿乞讨,终生宣讲他的崇高教义,拯救人类,使我们从不断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纯粹理性批判》给予这种有神论以最严厉的抨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哲学教授们匆匆把康德搁置一边的原因;但假如这部作品出现在佛教流行的国家,无疑会被看作为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用来更为彻底地驳斥异端邪说,有益于证实正统的唯心论——主张呈现在我们感官的世界完全是表面的存在的学说。”在其他文章中,叔本华还明确表示,除了绝食而死,“像印度佛教徒一样修行”也是解脱苦难的良策。
从叔本华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哲学家对苦谛、世间虚幻性以及佛教价值的敏锐直觉。
不管说再多,一切哲学思想最终都要落在“人生”这个根本命题上。近代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对人生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没有理性和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叔本华思想对人类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它建立了什么,而在于它重估了人生的价值,并且毫不犹豫地打破了理性和科学至高无上的神话。
如果人真是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所描述的井然有序的机械世界中,一切都按着固有的规律死板地运转,那人就只能聆听和尊奉这个世界对人所下的命令,零件化的人的最高价值,只能体现在被动顺从理性世界规律而一代接一代地牺牲。但是,一旦冰冷的理性规定失去原则意义和终极价值,一旦人和世界的主次、本末关系掉转,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有意志的人,便有了可能发展一种自主自决的更加积极的生存方式。唯意志论的进步之处,就在这里。
但是,植根于西方哲学及整个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叔本华不可能真实悟入平等无诤的胜义实相,更不可能为世人提供一套有效的解脱法门。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说:“意志愈是激烈,则意志自相矛盾的现象愈是明显触目,而痛苦也愈大。”事实上,只有空性智慧,才是人法二执、烦恼妄心的有效对治法,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十九世纪的西方人来说,的确不太容易。再加上不了解有情生命无始轮回的真相,所以唯意志论的鼻祖最终得出一个纯悲剧性的结论,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西方人仍然没有在他的帮助下,摆脱哈姆雷特式的矛盾——“活着还是死去,这的确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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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1856~1939),进一步打破了理性主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统治。他在医疗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敲开了内心深处隐秘的“无意识”王国大门,提出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组成的三重动态结构,无意识是精神活动本质的、主要的内容,而意识则如同海面上的冰山一角,仅是浅层的表象部分。各种本能的冲动拥挤在无意识世界,力图冲入意识世界,前意识则像接待室或警察,对其进行逐个审查,只有经审查合格的本能冲动才能进入意识世界,以理性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
弗氏还揭示出思维和存在之间的不一致性,认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往往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常常生活在一个虚幻的、扭曲的、自欺自慰的世界里。所谓理性,不过是无意识世界里的原始本能冲动的合理化而已,因此许多骚乱、野蛮、甚至残忍的原始冲动都披上了理性的外衣,理性的力量愈强,人类进攻性内驱力的危害也就可能愈大……
总之,用无意识理论继续破除理性的神话,让人们不再迷信“理性统治世界”之类的传统观念,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积极方面。阿德勒、荣格、弗洛姆等人继发推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从不同角度对弗氏思想的合理成份作了发扬。
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西方理性主义与超自然的精神世界并非绝对互斥;
二、理性主义本身具有严重的缺陷和局限性,不能简单断定为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唯一和最高的方式;
三、西方哲学并非一直由理性主义一统天下,近、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值得关注;
四、归根结底,西方哲学并没有对人生的意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一个没有发现意义的人生,注定是失败的;
……
根据佛教唯识宗的观点,有情生命完整的精神世界拥有八个部分,亦即眼识、耳识至阿赖耶识的八个识;外部世界皆是有情内在心识的幻现,所以不存在实有外境;前七识亦源于第八阿赖耶识;理性思维不过是第六意识的明晰活动,仅属于精神世界的一个浅层部位;究竟解脱需以悟入八个识(特别是阿赖耶识)的不生灭本性为前提……
如此深刻、系统的论述,不仅在理性主义中,而且在非理性主义中也找不到。虽然非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理性(第六意识)的绝对统治局面,并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重估,但其所用工具,仍未能超离意识分别之外。要深入挺进奇妙的精神世界,这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仅仅通过意识心来探索超意识的精神世界的奥秘,存在着先天局限性。物质工具和仪器日新月异,但更为关键的内在工具却亘古不变,这难道不是个问题吗?要知道,意识分别心在佛教中是被称为“轮回之根”并当作断除的对象的,拾起人家迟早要丢掉的东西沾沾自喜耀武扬威,恐怕不太体面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一切流派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都是我们佛教徒所应怜悯的对象。
比如精神分析学,尽管它在揭示人的精神世界方面较旧的观念有了很大突破,但显而易见,无论是在理论的严密性还是对实践的指导性上,它都无法和佛教相提并论。事实上,非理性主义学说大多具有相当程度的猜测性和随意性,在探索的深度上也有所不足。相比之下,如果说佛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系统的心理学和精神哲学,应该是毫不过份的。
心理医师主要从病理角度来认识精神活动并给予治疗,在这方面他们发展了丰富的经验,现代社会也对其从事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佛教则主要着眼于积极开发精神世界的巨大潜能,以从根本上全面提升生命的质量和价值。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谓佛教是根治众生无明烦恼痼疾的良医妙药,其显著的疗效有目共睹。所从事的事业如此相似,但为何一者广受欢迎和敬重,一者却倍受曲解和诋毁呢?这公平吗?
也许是因为佛教的“治疗”和“开发”太过彻底、太过神奇了(比如说,在两千多年前就重估了人和世界的本末、主次关系,打破了对时空、自然力等“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的原始崇拜,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解脱法门),故此远远超出了世人基于日常经验和学科知识而形成的心理承受力上限。然而,彻底和神奇竟然成了罪过,这毕竟是和现代社会的开放型文化生态相冲突的。
人们没有完全套用物质学科上的透明度和普适性,以及定量分析实验等,去刁难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也没有严格地用这些标准去要求精神分析学或心理治疗学,那又为何要对同样立足于精神层面的佛教说三道四呢?如此扎眼的“双重标准”,恐怕也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允许和提倡的吧!
即便从世间学术讲,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物理学或心理学、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等某一领域内的规律和观念机械移植到与之相对的另一领域中使用,也会被人笑话。那么,完全用世间二元对立的僵化观念,来裁定致力于彻底解冻心、物束缚的超世间的佛教,难道没有不妥之处吗?
再仔细打量一下理性——第六意识的“杰作”。
从根本上讲,理性主义所持的乐观态度建立在对如下事实的漠然无视之上,即零件化的人对一个日益精密而枯竭的冷冰冰的机械世界的永恒被动随转。尽管用认识规律、运用法则等漂亮词句,可以起到一定的自欺自慰效果,但从迷梦中醒来的理智却必定发现,所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只不过是对外在的、冰冷的机械世界更高形式的驯服而已,人和世界机器永不能“打成一片”。既然人是最核心的哲学命题,那么人与世界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就成了庸俗唯理论和庸俗唯物论者永难挣脱的噩梦。
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还原论”认为,只有物理过程是实在的,其它一切过程都可以而且应该还原到物理的水平上。例如,什么叫生气呢?照还原论的说法,生气无非是指这样一些物理现象:某人脸上的毛细血管变粗了,脸的颜色变红了,心跳的频率加快了,语音的分贝值提高了,呼吸急促了……对于良辰美景、大小事件,亦无不可做此般分析。但这种纯粹的科学和理性原则,真能满足人类健康精神生活的全部需要吗?显然不行。有人曾经感叹道:不论在什么场合,想要扫兴煞风景的话,就给它一个科学的注解!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和理性也有讨人嫌的时候。熟悉科技史的人都知道,不少发明、创造的关键突破口,往往不是严密的逻辑思维打开的,而是得益于灵光一现的所谓“直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从科学直觉中,认识到了人类超理性的精神世界的神奇和重要。爱因斯坦算得上一个顶讲理性的人了,可他的小提琴拉得同样精彩。此外,许多大画家、大音乐家、大诗人等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常常把舍弃有意识的造作放在重要位置上,尽量让自己沉浸在自由的原始生命冲动中,这样好的作品才能够产生。“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大概说的就是这回事吧!
因此,如果绝对迷醉于理性思辨的作用,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永恒的快乐和幸福,反而有使人性庸俗化的危险。现代人烦躁、麻木、自私、空虚、绝望等负面情绪的泛滥,不能不说和这种庸俗化有着莫大关系。当世界无非是一些强子、电子等的冷漠运动,自己的整个生命,也无非是几十千克的碳水化合物,再加上若干毫伏的神经电脉冲传递和荷尔蒙在毫克数量级上的波动的时候,一个人还能有点什么想头呢?
进一步分析还可会发现,理性思维具有深层的固有缺陷,这使它在终极层面上表现出无能和无义。譬如,意识分别心惯于耽执唯一正确的结论(执相而求),当它肯定某一点时,就等于同时否定了其他无穷种可能。佛教因明学也讲到,一位补特伽罗的相续中不可能同时生起两种以上的分别识。全面认知事物真相的能力,不能不因这种顽固的排他性而深受影响。《金刚经》云:“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般无余照见尽所有法的智慧境界,显然就不是机械执相的有漏分别心所能奢及的。对于现空双运的胜义法界,凡夫分别心更易产生狭隘偏堕:或者耽执实有的显现法,对空性畏而远之;或者偏爱一个“空”字,与显现法势不两立。问题还不止于此,根本见解的偏谬,往往还会给骄狂愚痴的小人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怂恿着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展现自己的无知,将佛教界搅个天昏地暗。在这方面,印顺、萧平实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
意识分别心最大的毛病,是它了知对境时,顶多只能做比量的推测,而无法现量照见诸法自相。其他很多问题,实际都是由此引起的。既然是伴随着根本无明所做的间接推知,就难免会出现偏差,所以在《释量论》中,法称论师甚至直接指出,在最究竟的意义上,分别心皆是错乱的。对于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所探索的宇宙人生真理看,其玄妙性也远远超出了旧时观念的先验设定,许多现象和活动,实际并非总是有着唯一正确的坐标或轨迹。这个情况也对传统理性认知行为构成打击。譬如,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我们对一个物体曾经有过怎样历史的认识,是取决于现今的测量方式的。在引力透镜的实验中,如果作干涉观测,我们就要说光子曾经走过两条路径;如果作计数观测,我们就要说光子曾经走过路径1,或者路径2。本身来讲,干涉观测里一个光子走两条路的情况,已经很奇怪了,而利用类星体来做引力透镜实验时,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因为在天体尺度上,光的传播时间动辄以亿年计,我们今天观测到的从遥远类星体发出的光子,是人类尚不存在时就上路的,可这些光子到底走过了两条路径,还是只走过一条路径,却取决于我们今天做怎样的观测!也就是说,现在的行为影响到过去。这便与传统的时空、因果等“理性”观念产生尖锐矛盾。类似的许多事例表明,对于众生内在习气成熟而似现的虚幻莫测的器情世间,若拿简单的“是”、“非”、“有”、“无”、“一”、“多”、“先”、“后”等传统理性概念加以终极裁定,这本身即是最不理性的行为。
这让人联想起禅宗的那个著名公案。说的是有两人来到一位大禅师面前辩理,他们持着针锋相对之见。当一人讲述了自己的意见后,禅师对他说:“你是对的。”另一人表述了相反意见,禅师也说:“你是对的。”这时,禅师身边的侍者沉不住气了,提出他的疑惑:“师父啊!他们两人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怎么可能同时正确呢?”师父转头向他说:“你是对的!”
同一个对境,比如说一碗水,地狱众生见为铁汁,饿鬼见为脓血、天人见为甘露……,观待有情不同的业力和心识会有不同的显现和感受。大乘佛教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深入探析,精妙地揭示了宇宙人生的深层奥秘。要悟入个中玄机,首先必须对离戏大空性生起定解。事实上,正是驱逐了实有自性的大空性,给世界和生命带来了神奇的自由度、可塑性和升华前景。而现空大双运的胜义实相,恰恰是习惯做机械僵化的割裂、取舍的意识分别心最无法直接趋入的境界。
理性还有条脆弱的“软肋”,就是受着有漏五蕴的束缚。天才和智者沦为精神错乱的狂人,这种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今天的任何一个正常人,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因一场意外事故而立即变成失去意识的植物人。甚至稍微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或情绪不佳,也会使思维的效率和质量大打折扣。更不幸的是,一旦死神降临,那么即便全世界最伟大的理性家或学术权威的尸体,将连一道最简单的四则运算也解不出。当然,从佛教的轮回观念出发,我们也不敢完全否定一个讲理性的学术权威来世变成一个聪明伶俐的旁生(如宠物),并于其同类中享有相应的体面和尊严的可能,但是,前世曾让他踌躇满志的人的敏锐思维却毕竟再也找不回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让人意识到:原来骄横惯了的理性思辨自己尚为受制之物,它本身就是需要怜悯和拯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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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依靠系统内部的力量,是无法直接超越该系统本身的——比如不能通过用手抓起自己的头发升离地球。既然这样,那么完全借助有限的、终将死亡的世俗分别心,又如何能令人彻底超离有漏世间,或者对(万一)有能力超离此世俗系统的伟大精神法门作出终极评判呢?由此可以看出,绝对倚赖物质科学和意识分别的探索行为,实际一开始就已悄然设定了一个预设前提——即绝对不存在超越平凡现实和既有心智能力的终极真理与解脱境界!请学术研究者们扪心自问一下:这样的先验设定,到底是理性的呢,还是反理性的?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阴影,不仅困扰着叔本华以来的非理性主义,也紧紧地困扰着理性主义,那就是“注定的死亡”。
许多时候,子孙和精神遗产(如名字、书籍、音像等),成了临死者的寄托。这些相关信息的确可以暂时留下一些痕迹,证明死者曾经作客人间,从“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等语亦可看出人们对此的强烈执著。但实际上它们仍不值得过于信赖,因为历史和社会中的广义的“熵定律”,一直在致力于将人们辛辛苦苦地构建起来的秩序和功名无情地抹除。譬如,到而今,先秦诸子百家的名字和学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然相当陌生了。更不堪设想的是,如今我们觉得顶重要的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在五十万年(仅约为地球未来寿命的万分之一)之后的大学历史教材上,还能占据几行文字(或几个字节)的信息空间呢?说得再极端些,不管这个宇宙的最终归宿是趋于绝对热平衡状态的“大热寂(热死)”,还是因足够多的“暗物质”的引力作用而收缩、坍塌,无论如何,就明治朝以来长期盘踞佛教学术研究者脑海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来看,这个宇宙的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一切文明信息和生命信息,都将被彻底地、不可逆地抹除。虽然不排除在继生的新宇宙里出现高级智慧生命的可能,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无足够“理性”的理由能让人相信,他们将有能力通过物质仪器和科技手段等纯“理性”操作,“考证”出前一个宇宙里不甘湮灭的文明和生命的曾经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拥有这种近乎神奇的“考证”本领,又有什么可慰藉的呢?我们总不能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最终寄托在一个接一个必将毁灭且越来越缥缈的外部了知之上!)
一想到我们现在觉得顶重要的一切社会、历史、科技、文艺等信息都将被干脆利落地彻底抹掉,并永不得发掘和解读,就难免让人泄气。因为这意味着,曾经统治过古罗马帝国的到底是亚历山大还是汉尼拔还是渥大维还是拿破仑,微软公司生产的到底是计算机软件还是水果罐头还是高级香水,狂谤密宗的到底是萧平实先生还是萧平实女士……,乃及这个宇宙的这个地球上有没有出现过一种被称作“人类”并曾积极探寻过自己存在意义的“小虫虫”,这一切的一切从长远和本质来讲,都是没有任何区别和意义的。
如此凄惨黯淡的大毁灭、大丢失前景,是缺乏宗教情怀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者实际已经为人类描绘出的最后终点。一切(特别是生命和文明的)信息和痕迹的不可逆转的大丢失,所带来的钻心的痛,是任何一个有着生命意识和文化良知的灵魂都无法负荷的。不曾想,西式的物质文明的虚假繁荣所勒索的代价,竟是这般惨痛和高昂!不曾想,物质科学和纯粹理性赏给它的崇拜者的礼物,竟是最尖锐的精神伤害!不曾想,最洋气的考证之术,也有它彻底失败的时候!
如果真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学术研究者,在面对自己(以及一切事物)存在过或是未曾存在,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过或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存在过(比如当乞丐或是当学术权威,活了一岁或是活了一百岁),从长远和本质来看这当中均不存在任何有效区别的残酷局面时,没能做到精神分裂或是愤而自杀,已是莫大的耻辱了,哪还有什么资格坐在我们面前春风得意地畅谈够讲“科学”和“理性”的佛教学术研究呢?!
或许有人想,过程重于结局,只要曾经潇洒走过一回,亦可无怨无悔了吧?可实际上,这种想法早已违背反传统的佛教研究新锐们所坚信的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原则,是在向一种不可言喻并且拿不出任何数学模型和量化指标的“个体精神感受”求救了。所以除了大丢失、大抹除,及其对人类追求永恒的原始生命渴望所造成的致命打击,浅薄庸俗的佛教学术研究绝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更妙的东西。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永恒对于人类是如此重要了。没有永恒,就没有一切,这的确是个硬道理。康德(1724~1804)对于此理,似乎有所了知。一方面,他通过理论理性(纯粹理性)对超验形而上学的批判“杀死”了上帝,另一方面却又巧妙地运用跟意志相关的实践理性使上帝“复活”过来。康德认为,思辨的或理论的理性与科学知识有关,然而人却不可能只满足于科学知识及认知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生的价值和伦理道德。但现象界却存在固有的矛盾,“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行道德法则,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行能够在尘世上必然地结合起来,合乎我们所谓至善。”因此康德提出,必须假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营造出一个永恒的超验世界,才可能实现德行与幸福完美结合的至善。所谓灵魂不朽,是假设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否则个人肉体的短暂无法趋于至善;所谓上帝存在,是假设一个全善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他令自然包含德的目的性,从而使自然界向道德世界过渡和进步。这样,至善才可现前。
乍听起来,这一而再的“假设”显得不无怪异。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对永恒的妥协和渴求,就不难理解了。
佛教与崇奉上帝的西方宗教有着本质区别。佛教徒不相信自己和这世界是某个高不可及的创造者的作品,更不相信所有众生的命运都被动地掌握在某位主宰者手中,并需无条件接受其摆布和审判。佛教徒知道,自己所造的业,就是导致自己后时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因,山河外境等“器世间”则由众生共同的业所感召。至于所敬奉的佛菩萨,严格来讲,实际是教导他们如何断除引发生死轮回的业以及驱使自己造这业的无明烦恼的精神导师。所以在佛教中,并没有与上帝等神灵具有直接可比性的概念,从某个角度不妨说,每个众生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故此普通意义上的一神论或多神论,实际都与佛教不相干。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佛菩萨理解成已在精神修炼之道上获得巨大的乃至圆满的成就的先行者,这样他们便以榜样和过来人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大乘佛教徒更乐意从究竟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佛菩萨就成了自己内心无始本具的原始智慧光明的投影和外现,接受他们的指导则等于响应心灵深处的原始召唤。不管怎样,像上帝那样高不可攀的外在偶像,不是佛教徒所熟悉的文化现象,而像佛教这样彻底打破了割裂性的偶象崇拜并赋予每位众生无限的生命价值和精神能量的“宗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所以西方人对(他们所熟悉的)宗教和上帝的批判,基本都和佛教不沾边,他们从皮相上对佛教与其他宗教、文化所作的比对性研究,也意义不大。
尽管康德有关上帝的假设在佛教中,派不上用场,但却丝毫不影响佛教拥抱永恒。因为佛教认为,“头上的众星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的法则”,并不是割裂的他体实法,外在的自然界不过是众生心识和业力的幻现而已。佛陀所宣说的把自然和精神统一起来的终极真理,为所有众生实现一劳永逸的升华和回归,趋入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在永恒的平等大法界,提供了可能。
总而言之,一种永恒的超自然的精神世界,是实现生命价值的理论前提。(按康德的意见,即便通过“假设”也必须把它营造出来。)古来无数人格高尚的佛门大师的切身经验,则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神圣玄妙的精神世界及其实证法门的可靠性。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中讲道:倘若众生没有佛性如来藏,便不会对三有轮回生起厌离心,对寂灭涅槃生起希求心。基于同样的原理,可以说:倘若人们心灵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祥和自在、完美永恒的精神家园,又怎会对大丢失、大抹除的结局倍感委屈和悲愤呢?又怎会对“我是谁”、“生命的意义”等古老问题如此沈醉呢?
许多人士信仰佛教,并不是单单为了多学一些知识,或者逃避现实,而是因为不能抗拒一种亲切的精神震撼和似曾相识的内在呼唤。如果佛教学术研究者们能对这些真诚的感动给予足够的敬重,对生命意识的觉醒产生一定的共鸣,那么他们对佛教的看法,想必会和明治时代的老前辈们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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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6)

人类需求的重点,从物质转回精神,是时代的大趋势。这为我们阐扬人性和生命的终极价值,厘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进而理直气壮地替佛教正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相信,随着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科学神话的破灭,源自殖民地时期的盲目崇尚,以及曾经大行其道的机械世界观、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理论等现代迷信,都将重新受到审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生存土壤的反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也就气数已尽了。
近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表面的物质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可怕的负面影响,人在飞速运转的精密物质世界中已经越来越找不到自我的价值。科学技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所作出的“贡献”,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如今,个人的嗔恨力毁掉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危险,也与日俱增。有人拜访爱因斯坦,请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作个预测,大科学家幽幽答言:我无法告诉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但我可以告诉你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情景,那就是使用石块和木棒!人类理性铸成的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能否规规矩矩地接受理性主人的挥舞,不惹事生非,可真是越来越说不准。
高速发展导致的资源急剧枯竭,也成了全球性的危机。早在1972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一个十七人小组,就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当代西方增长癖文化进行了批判。报告指出,由于地球的能源、资源和容积有限,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增长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用倍增的速度去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使物质和能源供应达到极限,给人类带来灾难。
美国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撰写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是继之出现的极有影响的一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的力作。该书把“熵”这个物理学概念广泛运用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对引发“高熵文化”恶性泛滥的牛顿-笛卡尔机械世界观进行了猛烈抨击,严厉驳斥了鼓吹不断高速增长的西方传统思想。作者借助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指出,科技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所希求的美满生活,更多的却是垃圾、混乱、困扰和危机。
在牛顿机械论世界观看来,世界是一部大机器,它呈现出我们在星球运动中所观察到的那种井然有序的规律。一切都只是运动中的物质,完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精确度量,连人也只是机械世界中的物理现象而已。正是这种传统世界观直接导致了物质享乐主义的恶性膨胀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的美国人为了维持其生活水平,要耗费掉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就是个典型例子。因此,如果西方式的发展得到普及,那么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将不堪设想。
要避免这些问题,尤其是要弄明白人类生存的合理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行一场世界观的深刻反省和变革势在必行。该书就此讲道:
“我们现代的世界观大约是400年以前形成的,尽管此后得到了极大的提炼与修正,但许多方面仍保持了它的雏形。我们生活在十七世纪牛顿机械论世界模式的影响之下。”
“这是一个机器的,而不是人的世界观。机械论模式的建筑师们把万物的质从它们的量中分离出来并排除在考虑之外,从而使他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没有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从一个纯物质世界到一个物质至上的世界,仅一步之遥。……人们把历史看成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它把社会从杂乱无章的状态带到了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所阐述的井然有条、准确可靠的状态。
有两个人立刻开始寻找这些普遍规律与社会运行之间的关系。约翰•洛克把政府和社会的活动同世界机器模式联系了起来。亚当•斯密则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同样的努力。
……男男女女就这样遭受到了培根、笛卡尔和牛顿让自然遭受的同样命运,沦为在冰冷的机械的宇宙中与其它支离破碎的物质发生关系的纯物理现象。……如果从今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洛克的观点,那么我们难免会惴惴不安,因为洛克不给地球上每条河流安上水坝,不让每个自然之谜一览无余,不把每座高山敲成碎片榨出石油,他是不会罢休的。洛克的唯生产力论和唯物论观点如此刻板……亚当•斯密与洛克如出一辙,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私益。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社会就不应该妨碍他们追求物质利益,谴责他们的自私自利。……任何把道德强加于经济之上的企图都妨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苦思冥想:哪一条科学定律是当之无愧的最高定律。最后他下的结论是:
‘一种理论前提越为简练,涉及的内容越为纷杂,适用的领域越为广泛,那这种理论就越为伟大。经典热力学就是因此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只有内容广泛而又普遍的热力学理论才能通过其基本概念的运用而永远站稳脚跟。’”
“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混乱为代价。……熵的定律摧毁了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观念。熵的定律也摧毁了科学与技术能建立起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这一观念。实际上,它具有说服力地超越现代(牛顿式)的世界观。这个势头与当时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中世纪罗马基督教世界观时的那种劲头极其相似。”
“一个普通男子能产生大约十分之一马力的力量。牛顿模式的信徒们会说:把这个数字与现代技术赋予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成千上万的马力比一下,那么谁还会怀疑历史就是进步,现代人的生活要比古人好得多呢?这样的思维方法有这么一个前提,即能量流通越大,社会效率就越高,文明进步就越快,世界就越有秩序。
现在是彻底清除这种无稽之谈的时候了。诚然,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加快了能量提取和流通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忘记能量是既不能被产生又不能被消灭的,而是只能从有效状态被转化为无效状态。因此,每一个由加快能量流通的新技术所体现的所谓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能量的耗散过程,增加了世界的混乱程度。”
“‘原来皇帝没穿衣服!’人们发现技术的真相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一旦我们揭开了笼罩在技术之上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发现技术所起的只是一种转化作用。任何人类天才创造出的技术只不过是自然界所蕴藏的能量的转化器。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能量流过社会和生命系统,满足了处于非平衡状态的生命(及其附属品)须臾间的需要。在能量流通的尽头,能量被最终耗尽,进入了无效状态。
……我们还认为技术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秩序。事实又是恰恰相反。熵定律告诉我们,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流通,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
……这便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我们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越把世界技术化,世界反而越是要出毛病。……技术社会危机指数的增长,是一张通向生命和地球俱告毁灭的单程车票。”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控制论和现代信息论以来,科学家们认识到,收集信息和储存知识都要花费能量,因此,就得为熵付出代价。……
这两个传说都认为,知识的取代破坏了世界的原始美。当潘多拉打开宝匣盖子时,也打开了生活的秘密;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则标志着一个漫长、痛苦历程的开端。积累、利用更多的知识使世界陷于更加混乱、瓦解的状态。
……比如,我们常听说人体器官对情境的反应比理性化决策更为可靠。或者说,有时,在特定情况下,相信智力不如相信本能。如果问这是为什么,一般解释是人的直觉或本能与现实发展更加协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同第二定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所述,思想过程中步骤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抽象、集中,能量的耗费和混乱程度就越加严重。人类思想发展史是人类思想越来越偏离生活中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事,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熵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剩下的能量以耗费掉的能量或垃圾形式聚集起来。这种耗费掉的能量越集越多,确实是一种社会污染,各种精神错乱症状也增加了,正如有形垃圾损害了人体健康那样。
美国的精神病剧增和信息革命是并行不悖的。……美国的精神病防治人员比警察还多。”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占有的东西变成占有了我们。我们成了附属品。”
“日益恶化的能源危机也有可能驱使美国武装干涉中东,引起一场全面核对抗和星球毁灭。……难道我们真会因舍不得他国的廉价能源而甘愿发动侵略,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地用核武器毁掉我们的星球?”(本书问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引者注)
“就在人类竭力继续增加能量流通的时候,世界总的能源环境却在日益涸竭,浪费和混乱越来越严重。人类要生存,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对地球的掠夺,转而适应自然秩序。”
“‘很奇怪,就在普通人开始完全相信科学的时候,实验室里的专家们却丧失了信念。我年轻的时候,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毫不怀疑物理学原理真实地反映物体运动,是由物理学家的等式中的各种实体所组成。’
这些话出自罗素之口。……近300年来,物理学定理被套上了决定论的钢盔铁甲,而海森堡却有意无意地彻底推翻了决定论。在科学上,只要有一个不妥协的例外,就足以使一条定律无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击中了牛顿科学和建立其上的牛顿世界观的要害。……科学家们现在承认,某类特定的初始条件可能导致几种不同的状态。他们把早期的决定论定律与新型非决定论定律区别开来。根据后一个定律,每类初始条件的每个可能结果都被定以几率,这就是最佳测量。……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概括了他的同事们在该项研究中遇到的挫折:‘我们寻求坚实的基础,但一无所获。我们研究越深,宇宙就越活跃,一切都在四处奔散,剧烈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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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高津和他的同事们说,人们过去从经典物理学得到的那种安全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人们不可能像笛卡尔、培根、牛顿想像的那样去了解自然。有种观点认为,人类可以脱离自然,发现自然的奥秘,并将其作为‘不变真理’而控制、改变自然世界。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首先,正如科学家尼尔斯•波尔所言,在自然秩序的展开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不管我们作任何努力,我们终究不能脱离周围世界;其二,由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宇宙,那种经典物理学决定论的‘不变真理’观念已不能成立。普利高津说:‘和那种把世界当作一部自动机的传统观点相反,我们又重新拾起了把世界当作一件艺术品的希腊模式。’”
“这种把世界看成是不断衰亡、周而复始的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社会结构的观念。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世界观里根本没有持续变化与增长这些概念。说到底,增长并不意味着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价值或秩序,而是适得其反。……古希腊人把更大的变化与增长同更大的衰亡与混乱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理想就是把一个‘变化’尽量少一些的世界传给后代。”(原来西藏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认知和实践,早就有知音。今后如果还有人想用“经济落后”、“发展停滞”这些言辞来鄙夷西藏,就应当好生读读这本书。——引者注)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熵定律只涉及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万物都是有限的,一切生命新陈代谢,最终归于死亡。熵定律虽然统治着时空的横向世界,但在纵向的超然精神世界里,它就销声匿迹了。精神世界并不受熵定律的专制统治。精神世界是一个非物质范畴,它无际无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部分在无边无际的整体中展开。熵定律制约着物质的时空世界,却反过来又受着孕育着这一定律的原始精神力量的制约。”(把这话和亚瑟•爱丁顿爵士所说的“熵是时光之箭”联系起来,可以为理解伟大的智慧生命如何超越时空等“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提供一种积极的思路。——引者注)
“1977年,舒马赫在美国讲学时指出: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将来仍然是重兴形而上学理论。这项崇高的工作将使我们澄清对下面问题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人是什么?他从何处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今天,在我们‘早九晚五’的生活里,这些问题早已被人冷落,而且,由于它们不符合牛顿世界观为世界作的巧妙、统一的解释,而被视作是‘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事情。然而,往日的大问题注定要在向我们招手的将来的低熵世界里卷土重来。人类在低熵能源环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体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前人智慧早就教导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物欲,而是达到同宇宙的超自然统一体合而为一的解脱的体验。人生的目的是寻找‘解放我们的真理’,认识我们的本质,与把生活的一切生灵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原则取得一致;还有,了解上帝。梵语的表达更为简练:Tat Tvam asi(那就是你)。在生存中理解这个道理,以这种超俗的实在指导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因信奉传统智慧而产生的人类发展。”
“所有传统的智慧大师无一例外地信奉低熵生活的内在价值观念。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色列的先知们和印度大圣们都为这种朴素的、自甘清贫的、公有的生活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对全社会的教导表达了类似的价值观念。”
“过去15年里,美国出现了大量东方宗教实验活动。今天,50万以上的美国人是佛教的信徒;有400至500万人在练习冥想、瑜伽等发源于东方宗教的精神和身体活动。同时,美国也在经历一场宏伟的福音派新教的复苏……东方宗教的信徒们,特别是佛教徒们,早就懂得把能量流通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冥想练习是为着减慢能量耗费。一个人将维持人体生存所需的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后,他便到达了涅槃或真理的境界。东方宗教早就宣称,不必要的个人能量耗费只会增加世界的混乱。根据东方教条,只有同周围世界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这只有同自然的其他部分建立起统一的关系才能做到。(爱因斯坦:“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引者注)”
……
不仅仅是降低技术含量和能量流通,该书显然还把生命的感悟和解脱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这是进行彻底的反省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表达了类似思想倾向的书籍和言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并不少见。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过多引述了。不过,上面的文字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代西方新兴思潮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传统的机械世界观和科技迷信的反省和批判,二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推崇。虽然这方面的言论和观点不尽完善、正确,但却不容置疑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西洋文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看看基督教人士对时代冲击的反应和态度,对于我们肯定宗教的价值,特别是增强对佛教的信心,也很有帮助。
从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就麻烦不断。由于自身的问题以及距斗争漩涡更近,所以它遭受的冲击也更大。但即便如此,基督教人士仍然没有轻易屈服,而是十分顽强地展开了抗争。到目前,已经涌现出新正统神学、新托马斯主义、现实主义神学、历史神学、普世神学、文化神学、改革派认识论等许多观点和流派。
“信仰与理性”是贯穿于宗教哲学史上的基本矛盾,也是所有宗教人士都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许多基督教人士进行了深入论述。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2)讲道:“形而上学与宗教领域的真理在于,只有当我们有了关于实在的不可言说之感觉,并早已用于支持某个结论,有关同一结论的可言说之理由对我们才是有说服力的。实际上,到这时我们的直觉与理性才合作,才会形成一些伟大的世界性体系,像佛教体系和天主教哲学体系。我们出于冲动的信念在这里永远是揭示真理之原初质地的东西,而我们可用词语明确表达的哲学,只不过是将信仰翻译成了显赫的公式。这种非理性的、直觉的信念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东西,理性的论证则不过是外表的显示。本能引路,理智只不过是跟随。如果一个人像我引用的例证那样,感觉到有个活生生的上帝,那么,你的批判性论争不管多么前所未有过的高深,对转变他的信念来说均属徒劳。”
普世神学的巨擘汉斯•昆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思想家们曾一再宣告“宗教的终结”,并期待着用科学取代宗教。今天看来,这只是一种设想或推测,不仅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其方法论基础是对科学或理性的盲目信赖。他通过对“辩证神学”和“自然神学”的反省,特别是对康德哲学的反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汉斯认为,康德哲学留下的启发在于:拒绝让纯粹理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进入人的现实存在范围,这就在信仰证实问题上超越了“纯理性”,消除了强制性的论证形式,同时又保留了信仰的内容。但先验地假定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冷酷无情的道德法则或绝对命令,又显得不无牵强,因为证实信仰问题的出发点,实际应该是“作为整体的人”。他强调,信仰之选择是由一些根本问题引起的,像如何理解人和世界,如何理解现实的不确定性,如何认识现实之终极根据、依凭和目标等等。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当然可以采取怀疑论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假如一个人不准备“承认上帝”及其信仰的实际结果,那他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上帝的合理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完全面对现实,大胆献身于终极之根据、依凭和目标,现实才会以其最终的深刻性展示出来;这时尽管还会存在种种不确定性或怀疑,可信仰者却能从根本上达到并保持一种确定性或信赖,即体验到信仰上帝的合理性,使之得到理性的证实。通过“外在的理性”不可能先在理性上强行证实上帝的存在,而与之相对的“固有的理性”是指,能证实信仰的那种理性本来就和“信赖上帝的大胆行为”不可分,即属于一种“实践的认识”。在《我为什么还是个基督徒》(1986年)——该书显然针对罗素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1957)——中,汉斯•昆讲道:“除了这位上帝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是起先的也是末后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崇拜的,也是回教徒所祈求的安拉。这种事实对于大卫营协议及最近谋求中东和平的努力,都不是无关重要的。再者,这个实体更是印度教徒在梵天,佛教徒在涅槃,中国人在天或道中所寻求的。”
保罗•蒂利希(1886—1965)在《文化神学》中讲出如下名言:“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的关切”、“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他认为,所谓的科学旨在说明宇宙的结构与联系,所用方法是试验的与计量的。就一个科学的陈述而言,其真理性在于对实在的结构法则加以准确描述,而且这种描述要经得起实验的反复证实。所以说,凡科学真理均是有待深化、有待改变的,因为人对实在的把握与表述是无止境的。上述不确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学对宗教的发言权。蒂利希特别强调,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不属于同一“意域”:“科学并无权力干预信仰,信仰也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个意域的。”(《信仰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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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复活等宗教故事,自然也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和质疑。蒂利希则通过对历史真理与宗教真理的论述,进行了深入辨析。
执20世纪新正统神学之牛耳卡尔•巴特认为,宗教必须与世界对话,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但过于开放,以致把迎合当今社会及其观念作为首要关切,那就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了。若把神学比作是一幢有门窗的建筑,上述失误的后果首先在于:从统统打开的门窗涌入了太多的思想刺激,致使建筑物里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或热心来做自己的事情了。这就无怪乎自由派神学家(19世纪神学主流)为什么在理解基督教真理上没有建树。其次,由于外来风气大受欢迎,可自由刮进来,神学建筑里本应敞开的一扇扇门却被猛地关上了。因而在自由派神学那里,关系到如何理解基督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么被分解和简化,要么被置之不理、丢在脑后。最后,一系列错误突如其来,而且是神学在家门里的过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过失不仅早已得到认可,而且还享有生存权甚至权威性。这就使神学对其基本关切的自明性丧失了信心。巴特感叹道:“(对自由派神学家来说,)值得尊重的教义学才会是可靠的护教论,这一点并没有记在他们的脑子里。假如他们自己没有把19世纪的人看得太认真,那个时代的人倒有可能把神学家看得更认真。就连这种神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也一直没能克服上述局限,尽管他们可称为面对世界的典范。这是19世纪神学的关键问题所在。”(《19世纪的福音神学》)
“如果想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础,可实际上这种尝试会不会抽掉了其真正的基础呢?19世纪神学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因此,有人就奇怪了,是否那些最能代表19世纪神学的发言人并非一流的哲学家,而只不过是二流的神学家。这或许能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明他们传教工作的失误。首先按‘异教徒’的观点,以使他们认同基督教事业,难道这种为基督教赢得‘异教徒’的方式可行吗?这种做法能打动‘异教徒’吗?难道要像毒蛇一样精明,非得先像斑鸠那样愚蠢吗?”(同上)
自由派神学的方法论原则就特征而言是人本主义的;而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流行思想。巴特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导致了整个19世纪宗教思维的平庸、贫困乃至危害。他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是宗教,当然就应该是“神本主义”的,唯因如此,才可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救度,并由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所以在巴特眼中,“理性”并非单纯作为人的一种认知能力而被排斥、而与信仰无涉,更值得深思的一面在于:“理性”是作为一种隶属于庸俗的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论的方法论倾向来加以否定的。
观察基督教人士的护教言行,不等于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更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信仰。看看我们佛教的了义和胜妙,再看看深陷科学和理性重围的西方宗教的不妥协态度,我们很容易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
上述观点和言论,对于反思明治时代以来中、日佛教界的问题,认清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的本面和危害,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从中我们进一步确信,貌似亲切温馨的打着解放人性旗号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潮,实际恰恰是以扼杀人性的自在升华和究竟解脱为代价的。在一切都向平庸的现实看齐、一切都以人的现实欲望为转移的大气候下,永恒和终极的意义早已在无形中黯然失色。在欢呼庸俗和暂时的欲望得到全面满足的同时,有多少人想过,这背后有更加高贵的东西受到了冷落和亵渎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本主义是一剂沉溺平庸和私欲的麻醉剂,是一块遮断永恒和高尚的蒙眼布,并不过分。事实也证明,人本主义、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理论、近代科学的崛起,以及物质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观念、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是并行不悖的。
放眼欧洲历史,人本主义对于打破中世纪的封建桎梏,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的确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人类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毕竟不全都是中世纪式的。既如此,带有强烈时代针对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人本主义思潮,又怎能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呢?世间的事物,大抵需要一分为二地对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这样,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很难说,现代人的自我中心和道德沦丧,是和后二者全然无干的。
对于一个烦恼重重的凡夫人而言,如果他的头上还存在着更高的价值标准(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儒家的天地君亲师等),其私欲烦恼大致尚能受到一定的制约,不会完全失控。但是,假如这些传统的道德约束力一一撤去,个人的利益和自由成了名正言顺至高无上的究竟目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再没什么值得仰视和顾虑的,既然自己现有的根、识、经验就是最高的标准,既然除了具体的现实利益之外再无所求,那人们还有什么不敢去想的,什么不敢去做的呢?说得好听点,人本主义解放的是人类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说得更真切些,它所解放的正是众生的无明妄心和我执烦恼!一个丢掉了道德信仰的人,真正是世间最可怕的动物。人类社会之所以腐化、堕落一至于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把近现代的科技发展、商业竞争、战争谋略等最能体现“理性风采”的行为,和它们背后的利益驱动结合起来,我们将十分清晰地看见人本主义所引发的两大特征——理性思辨和现实欲望——是如何密切配合有机统一的。作为人类引以为豪的一种特殊能力,理性思辨自然受到人本主义者的高度强调,但它毕竟敌不过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我执烦恼,特别是在这些烦恼被大量合法化的情况下,理性更是常常沦为现实欲望的附庸。为什么理性总是驱散不了邪恶,为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危机感、不信任感却越来越强烈,若对长期盛行的人本主义思想进行深刻反省,或许能找到症结所在。
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并不是中世纪式的外来束缚,而是无始以来就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无明烦恼。与这些内在的敌人进行搏斗,比起和任何外在势力相抗争,都重要得多。而近现代的西洋文明,恰恰找错了主攻方向,不但轻易放过了这些最具破坏性的险恶敌人,反而对其纵容迁就、顶礼膜拜,故此已将人类引入歧途。把现实中的人的利益、欲望和能力放在第一位,实际已经很隐秘地否定了人类的心智状态和道德修养获得质变的升华和解脱的可能。所以究实而论,在迎合资产阶级利益追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等庸俗思想左右下,人类所失去的,实际比所得到的要多得多。
绝对迷信凡夫有限的根、识能力(当然包括理性思辨)和竭力追逐现实利益,这两大特征强烈提示人们,人本主义和顺世外道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众所周知,即便在外道中,顺世外道也历来是被视为最极低劣的学说而受到鄙夷的。但恰恰就是这种卑劣的与顺世外道同流的人本主义思想,从文艺复兴以来席卷欧美世界乃至全球,尤其受到了印顺等佛教学术研究者们的狂热推崇。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说明末世浊恶的例子吗?
法称论师在《释量论成量品第二》中,通过十分严密的推理,成立了佛陀是真正的量士夫、佛所宣说的四谛法是最高真理。而人本主义、顺世外道对凡夫人的有限心智能力的绝对迷信,有什么根据呢?毫无疑问,除了“想当然”三个字以外,什么理由也拿不出来。但奇怪的是,就是这种极端庸俗、卑劣的思想,在科学、理性、文明等花环装饰下,竟然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样,人类社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就很让人纳闷了!
宗教的价值和尊严,必须体现在对平凡世间的超越上。尽管当前人类精神修养出现了大幅度滑坡,但我们并不相信,光是物理方程式、数字化生活、GDP的快速增长就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被动地向世间暂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看齐,实际是非常短视的行为。只有高瞻远瞩地抢占战略制高点,表现出主动引领人类精神需求方向的磅礴气概,才能让世人认识到宗教的固有价值和特殊意义,为宗教赢得尊敬和荣誉。一个宗教,如果与世俗潮流沆瀣一气,无原则地随顺现实社会和凡夫习气,这就是其灭亡的前兆!正因为对这个根本点缺乏认识,19世纪欧洲自由派神学家才受到了后人的激烈批评;在东方,中国的印顺等人则紧随着日本佛教学术研究者后面趾高气扬地犯着同样性质的错误。如果自由派神学家和人本主义思想需要对“整个19世纪基督教思维的平庸、贫困乃至危害”负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印顺的“人间佛教”及其人本主义思想同样需要对中国佛教的实质性衰落负相当大的责任!
由于不存在割裂性的偶像崇拜,所以人本、神本之别,在佛教中其实并不特别重要。只要秉持大乘传统教义(特别是光明如来藏思想),广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了义正见,我们并不会面临和基督教一样的困难。但是,在一套极端庸俗、狭隘的思想指导下,印顺等人却偏偏以抛弃和矮化佛教传统精神为代价,无有原则地迎合世俗潮流,从而使广大佛子遭受严重误导,如来圣教蒙受巨大的屈辱和损失!大乘实相正见的废弛不用说了,种种皮相的表演、作秀也不用说了,在完全以人的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思想左右下,许多大违佛教精神的行为也逐渐公开化。比如说,有些“人间佛教”信徒就明确支持利用小鼠等动物进行医学实验,认为没什么惭愧或不妥之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只要对人有利,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牺牲。照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佛教的未来可谓不堪设想!
在当年日本731部队的眼里,那些被用来做实验的人,大概就和动物没多大差别吧!由此,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如果完全从人的个体或集体利益出发,那么人和动物、人和魔鬼之间,还会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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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7)

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获取精神升华和生命解脱的愿望与权利,从这一点看,佛教的确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之所以西方人在生命解脱的大事上表现欠佳,和他们的文化(特别是近现代学术观念)偏重于“术”而不是“道”,有着极大关系。
东方文化所崇尚的“道”,需要人奉献绝对的真诚和生命,是一种需要用心灵而不是大脑皮层来默默感悟的超常境界。东方古代的智者认为,只要静心修“道”,就会出现超越平凡世间的可能,而“术”,则只不过是为暂时的现实需求服务的低级手段。“道”神奇而难测,但它的力用会体现在得道者的品“德”上。以前有不少纳粹科学家,在专业上是相当杰出的,但他们对反人类暴行的随顺和参与,却表明他们相当缺“德”。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精通的只是“术”,而不是能改造身心趋于至善的“道”。放眼观之,西方科技成果和理性思辨基本都是“术”层面的东西,对于能为内在生命能量的升华和挥洒提供有效平台的“道”,西方人实际是相当陌生的。技术和物质的虚假繁荣,只会于无形中把人的性灵一层层、一步步地严密包裹起来,最终令整个人类窒息而亡!没有证据说明,反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者将生命智慧最高境界的“道”,矮化为“术”来对待,不是一种倒退。
在一个饱经沧桑的古老国度里,善良而朴实的国民容易对文字生起一种自然图腾,一见到象征高级精神活动的白纸黑字就有些慌神,来不及仔细端详。正是这种在近代加深了的坏习惯,使得中国人时常吃亏上当,也使得明治朝以来的日、中佛教学术研究者有了市场,甚而使得“著作等身”四个字竟然成了一项可以自在成立、不问其正邪贤劣的独立荣誉!在貌似威严肃穆的学术殿堂前,人们更是早就习惯了条件反射般的毕恭毕敬,哪有心思去想,这堂里原是在用“术”宰割“道”啊!
既然东方传统文化不少是属于“道”层面的精神世界,所以常常一开始就以相当神奇的高度出现,如道家、易学、中医等等,佛教更是登峰造极的生命智慧。正因如此,东方文化更注重的是传承,而不是开拓和发展。这与“术”层面上的知识、技巧需要后人不断地加以积累、增上,有很大区别。人们常说西方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发散性,就是由“术”的积累性、外向性所决定的。
发散并非一无是处,不管是财物的积累还是文化的积累,都容易给人一种陶醉感。怕只怕在这条看似不断增长的发散性曲线上永远找不到终点,疲惫不堪的灵魂便只得孤零零地飘向不可知的幽冥之域了!
发散性思维和文化,怎么能够带来永恒的安宁和幸福呢?尽管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不平凡的人物,例如黑格尔说他“终结”了哲学,史蒂芬•霍金对理论物理的“终结”问题也津津乐道,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硬要本着“术”的发散、积累特性,来对佛教指手划脚,那就更加不知趣了。
由于泛进化论史观和必须不断发散、积累的“术”层面的思维定势一拍即合,“大乘非佛说”、“密乘非佛说”等谬论,才一个接一个地粉墨登场。在这套刻板僵化的先入之见支配下,甚至遍知佛陀创建佛教,也被“考证”成了吸取奥义书、耆那教思想,成了对印度原始宗教的发散和积累!
只要是先前存在的,就一定需要把时间上的优势,直接换算成进化史上的辈份优势吗?是不是现在的易学、中医等传统文化,比起古时候还要先进得多呢?是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来到非洲原始部落里,也需要赶紧投入积累和发散的工作呢?
如果无休止的发散和进化真的可信,那么就像人从灵长目动物中质变出来一样,以后是否亦当有更加高级的生命自然从人中质变、进化出来呢?如果承认人是生物自然进化的顶点,那么神秘的精神世界为何就不能有一个最圆满、最究竟的境界,并在一开始就为大彻大悟的佛陀所亲证呢?
印度先前存在的某些外道思想中有个别与佛法相近之处,只需将其视为佛教问世的缘起基础就可以了,用不着大惊小怪。良以法不孤起,必仗缘生,正因为当时的印度人对业力、轮回等已摸索出一些初步的知识,具备了一定的接受能力,所以佛陀才应缘出世,慈悲接引,将胜妙佛法倾囊相授。如果不观待当时的社会基础,因缘没有会合,佛陀未必会应世说法,即使说了也未必可为世人接受。至于佛陀成道前从学于外道的经历,也完全是深含密意的示现。一方面表明佛陀走了一条普通的成长之路,让世人不过分惊异(就像《俱舍论》说佛陀示现胎生有多种密意一样);一方面佛陀的“知非即舍”又表明外道法实不究竟,不能指引众生获得真实的解脱,与佛陀所悟、所宣的妙法相去甚远。如此甚深的因缘、密意,全知佛陀现量照见如所尽所万法究竟实相的无漏智慧,在缺乏宗教情怀的佛教学术研究者眼中,在一种腐朽僵化的思维定势过滤之下,竟然被削适成了凡夫心所熟悉的“术”的积累、发散和进化,真可谓糊涂透顶!
印顺法师在《大乘起信论讲记悬论》中说:“《大乘起信论讲记》用考证方法研究佛法──这种治学方法,是不应该反对的。如(太虚)大师以为东方式的文化,是先全体而后分化的……西洋文化是着重外物的,而东方文化却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同。这一见解,似乎应该修正。……因此,大师所说佛法不应该以进化发展的方法来考证,可能为一时的方便之谈!我以为︰考证的方法不应该推翻。”
既然印顺法师对植根于泛进化论史观的机械死板的考证之术如此迷信,那我们就要问了:是不是龙树菩萨、无著菩萨的智慧进化得比释尊还圆满呢?是不是你的“人间佛教”又比龙树学说还进化得高明呢?是不是以后必定会进化出比你的“人间佛教”更为优秀的教法呢?如果后面进化出的就一定超胜原有的,那么越往后佛教就应该越殊胜,这与“牧女卖乳而一再加水”、“‘大乘佛法’普及了,而信行却更低级了”等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此外,近代非理性主义是否就一定进化得比先前出现的理性主义更加胜妙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你所信奉的最高原则——理性、意识分别,岂不就有些尴尬了吗?……
梳理一下印顺法师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狂谤密宗源自对整个“真常唯心”系的反感;这一反感源自对“龙树学说”的好感;这一好感源自“中观空性”与小乘缘起理的某种血缘关系;之所以要拿小乘教法作为判定真伪、亲疏的标准,源自他对东瀛前辈抛出的“大乘非佛说”论的五体投地;之所以出现这种反传统的谬论,源自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的兴起;之所以这股学术风潮从明治朝以来长盛不衰,源自它拥有一系列看似前卫的预设前提;之所以这些“想当然”的预设前提能登上大雅之堂,源自披上了科学和理性的外衣;之所以以凡夫有漏根、识为根本所依的科学、理性能取得主导地位,则又是源自与顺世外道同流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思潮泛滥成灾……所以从宏观上讲,正信佛子对机械时空观、泛进化论史观、“术”层面的思维定势、有限的学科知识、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理论、人本主义思想等现代迷信所作的一切破斥,均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印顺邪说的战略包抄!
印顺的悲剧,带给人们深刻的启示。当事人在犯下一系列错误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自信,令人印象深刻。可从上面所揭示的深层思想轨迹和文化背景来看,他却自始自终皆没摆脱凡夫心思维惯性的控制,他的自以为是的见解和学说,也无不是以某些自身尚待观察的预设前提或既有观念为出发点。可笑的先入之见和凡夫惯性思维“因缘和合”之下,什么样的错误都油头粉脸地跳出来了!所以归根结底,他的缺乏灵性的思想,从未逃脱缘起法的摆布!作为一个对“缘起性空”谈得很起劲的“聪明人”,到头来却趾高气扬地作了无形的业缘之网的俘虏,这个悲剧难道不值得世人深思吗?
现在我们终于看见理性最可怕的一面,那就是它永远都是因缘的奴隶,而且,这个不甘寂寞的狡诈的奴隶,还一直企图将全人类都变成它的会说话的工具!印顺一错再错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凡夫再伟大的理性,都摆脱不了一个基本身份,即它永远都是根、境等因缘之“果”,永远都是有漏心识的等流。既是他因所生(他因复由他因所生乃至无穷)之“果”,其被动性、局限性便可想而知。若一定要让这无有自在的“果”,充当超越有漏世间、现证自在法性的直接“因”,或者充当裁决这种超越和现证的直接“因”,岂不是很让它为难吗?
先入为主是凡夫分别心最显著的一个运作特征,也是有漏心识的惰性、惯性、自我中心和他因所生等缺陷的集中反映。只要是心底下已经确认的道理,不管有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检验,都常常不声不响地窃取最高裁判权,以致日后遇到任何相抵触的观点时,都会条件反射地产生负面情绪和排他反应。对于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聪明人”来说,这种反应尤为强烈,他的先入之见似乎成了永远都无需反省的免检产品。
西洋学术观念,竟然成了率先进入思想中的主人,说明这人在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佛教信仰,他的精神阵地亦无得力军队把守,所以才一触即溃望风而降!尽管嗣后有太虚大师的呵责,有众多事实和教言的提醒,但仍然为时已晚了。
由外而内的法,人们舍弃它时,难度是逐渐增大的。一般来讲,身外之物最易舍弃,但让人舍弃肢体的某一部份,就有些困难了。最后若要人舍弃自己先入为主的根本信念,那便难上加难。不管怎样,外面的财、物,还仅是“我的”东西,而心头先入为主的信念,则早已在无形中跟“我”本身直接划上了等号,自会受到百般呵护层层护卫,并且奉为看视其他一切事物的有色眼镜。
尤其是在人文科学领域,理论、学说的弹性一般较大,不少问题怎么讲似乎都能讲得通,一时半会儿难以分出个是非高下。这便给了凡夫分别心、理性思辨较广阔的活动舞台和周旋余地,与之相依共存的狭隘偏执、烦恼习气亦得以无拘无束地蔓延疯长。在仰承近代科学和西洋文明之鼻息而展开的“新式”佛学研究过程中,这些阴暗面显得尤为如鱼得水。
正是基于对此等现象的厌恶,我们满怀敬意地高度赞叹传统圣教和圣者无漏智慧。断除了实执分别心的圣者们,已经转绝对的被动为绝对的主动,自在超越了一切历史局限性和心理局限性,彻底排除了各种负面因素的骚扰,因而总能站在最真实、最全面的角度以现量照见的方式无余了达所知万法的本面。他们的言教,也由此充满了真理的光辉和圣洁的魅力,与某些“天文爱好者”的枯涩粘滞、虚伪造作之语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结论是,印顺既是一个害人者,同时,他也是自己的更加狡诈的颠倒分别念和偏执烦恼的受害者!
只知向外驰逐,不知向内观照,在自己的烦恼妄心跟前一筹莫展一败涂地的“印顺牌缘起性空”,怎么看,也不像是咱们内道大乘的缘起性空!
有必要再次强调,若把伪科学的学术研究奉为圭臬,则非但是大乘,即便小乘教法也会受到莫大的危害。为什么在质疑“龙宫何在”、“南天竺铁塔何在”的同时,已经有人对地狱、天界等生命形式产生非理怀疑了呢?为什么许多“人间佛教”信徒,对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等基本教义也漠然置之,身上连一点出离心的影子都找不到呢?答案是明摆着的。
严格来讲,机械时空观、庸俗唯物论等现代迷信,对生死循环、神识流转也是不承认的。所以建立在终将指归断灭见的反传统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人间佛教”,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从明治朝传下来的学术观念会像否定超常的大乘佛教源流一样,毫不客气地否定掉灵魂和轮回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诚心信奉学术研究和这种必然的否定的“人间佛教”信徒,却又热情洋溢地梦想着“生生世世永远变人”!非常明显,这个自欺自慰的美梦,不过是印顺抛给被他愚弄的徒众的一个诱饵——因为他若真对学术研究死心塌地,真认为包括“进化发展的方法来考证”等学术研究都“不应该推翻”的话,那他心中就必定明明白白地知道生死轮回不过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这和有关大乘的种种“神话传说”(在经不起明治时代标准的“科学考证”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区别!反过来,如果他承认生死轮回的真实性,认为的确存在超越平凡现实的奇异境界的话,那又凭什么可以绝对否定大乘佛教超常源流的真实性呢?
经过这番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一个披着佛教外衣的顺世外道徒要自圆其说,是多么的困难!要么坚持用顺世外道思想来渗透和改造佛教,要么丢掉那些现代迷信(及其配套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重塑对大小乘佛法的清净信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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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牌人间佛教”的小算盘是:在需要镀学术研究的金光时,就对大乘佛教骂骂咧咧,把小乘教法捧上天;而为了躲避更加“纯正”的小乘教法在出离心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以便引诱更多众生心安理得地永陷轮回苦海时,又不耻下求地向“伪劣”的大乘佛教靠拢,大谈些“不厌轮回”等高调,并且反复提示地狱等轮回苦难的缥缈性……印顺显然以为,只要把天下佛教徒的脑袋全都搅晕,只要让他们把大小乘佛法的精要全都抛掉,只要让众生全都喜气洋洋地耽著有漏安乐永陷轮回苦海,自己的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
印顺写书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习惯,就是常常将自己早已做了实质性否定的经论、教义、祖师等,在其他地方又假惺惺地赞上几句。或者刚予诋毁,跳过几行、几页,又很有分寸地夸奖起来。乃至融诋毁于夸奖之中,含批判于安抚之内。这般出神入化游刃有余的诽谤艺术,估计纵横一万里上下五千年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了!所以读印顺的书,下焉者感觉圆融无碍左右逢源,中焉者感觉暧昧不清莫名其妙,上焉者则满目皆是自相矛盾、颠倒混乱、虚伪造作!
大家千万别以为印顺的精神有毛病,才这样颠来覆去折腾不休,实际他比谁都精明。要实现全盘推翻传统佛教的“伟业”,要将如来大小显密正法全都摧毁于无形,没有一番巧妙的伪装艺术,不大量释放烟幕弹,怎么能够成功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乍一看,印顺的“人间佛教”、“菩萨精神”很像是又回归了大乘。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早被抽掉正信正见、大违传统精神的“印顺牌人间佛教”,其实是个骨子里由庸俗的人本主义、顺世外道思想当家作主的“伪大乘”!或者更确切地说,“印顺牌人间佛教”不过是实现不可告人的战略意图的一种佯动而已!留其名而去其实,偷其梁而换其柱,向来是深受谤法群小欢迎的最隐秘也是最高效的捣乱手法。
只要是小人,必然在制造混乱和利用混乱方面怀有浓厚兴趣和特殊才能!我们很不情愿地看见,这条普遍规律于此又一次得到了有效验证。造成混乱的直接因素,是诋毁和批判,但小人们大多懂得不干赤裸裸的傻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诋毁和批判都携有相当迷人的“理由”和“正义感”,容易赢得粗心大意者的同情和共鸣。当然,像印顺这种能将诋毁和夸奖、批判和安抚、否定和赞仰玩得出神入化的天纵之才,即便在小人之中,也是不多见的。再虔诚的佛子,再悠久的传统,又怎能消受得了如此颠来覆去、登峰造极的“印顺式混乱”呢?
由于印顺的心理暗示、旁敲侧击、闪烁其辞、皮里阳秋、浸润之谮、翻覆不定、矫饰伪装等谤法天才独步千古,所以被其精心布下的迷魂阵所俘虏的人士,实在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的确,在一个离奇的时代,碰上如此登峰造极的瓦解佛教徒信仰和意志的老手,谁能保证绝对不眼花呢?有时候我们想,如果印顺能把挖空心思地进行矫饰伪装、恶毒陷害的精力,少分移至虔心感悟佛法真义上,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在印顺的笔下,不乏对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龙宫、净土的述说,也不乏对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龙树、无著、中观、唯识等的赞颂。但绝就绝在,人们读过他的书之后,却会十分感动地悄然退失正信正见!仔细一分析,原来字字句句都经过了精巧的技术性处理,特别是在“大乘非佛说”、“密乘非佛说”、人本主义思想等基本原则所营造出来的整体氛围下,要从印顺的书中读出纯洁的宗教信仰和佛法智慧,显然是毫无希望的。让读者尽量在充满了虚构、神话、怀疑、矛盾色彩的心理背景下学习“佛法”,是印顺呕心沥血的事业,事实证明,他在酿造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方面下的这番苦功,也的确没有白费。鉴于“印顺式混乱”在潜移默化地瓦解佛教徒信仰和意志上的杰出表现,他将拥有充分理由被追赠一个封号——“千年灭佛第一人”!
要识穿破法小人的伎俩,特别是剖析印顺这种登峰造极的破法邪师,就不能陷入其精心布下的阵势之中,被无穷无尽的具体问题困住手脚。只有撇开重重伪装和层层假象,居高临下地俯览全局,从宏观上揭穿其深层意图和思维模式,才能直中要害。一旦揪住印顺的思想根子以后,再来看他的般般表演种种滑头,人们会发觉是多么的恶心和可笑!


除了纵向的泛进化论考证,横向上的机械类比,也是学术研究的重头戏。
我们不否定谨慎的类比或比较在科学研究中的一定作用,但如果把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不仔细分析其适用范围,那后果就不好说了。例如,在一种粗俗机械的类比下,佛教竟被判做了“多神论”宗教。——而学界的一般认识是,多神教是宗教的初级形式,统一了信仰的一神教更加高级。我们的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菩提分,我们的二无我空性、光明如来藏妙义,仿佛都有点架不住如此粗糙的皮相比对了。道理很简单,跑到一座寺庙里扳起手指头数数台上供了几尊佛菩萨,肯定比澄心静虑地苦参大空性、大光明、轮涅无二妙义——这才是佛教最极不共的精髓特色——来得轻巧得多,也更容易形象直观地抓住读者的眼球,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世俗凡夫的分别心往往都很精通如何最有效地左右与它同类的凡夫心理,这与它在通达和介绍超言绝思的胜义实相上的表现大不一样!
把金刚密乘和印度教左道性力派或御女术加以浅显易懂的比对性“研究”,所能引发的快感和效益,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但如果可以剥离掉不好理解的现空双运、大等净见、轮涅无二等妙义,以及大乘不共胜妙的窍诀方便等灵魂要素,仅仅依据某些外在形式就说密乘是“外眩佛教之名,内实与御女术同”的话,那么以此类推,唯依吃食、拉屎、睡觉以及弱智等共同点而判定“一切(不悔改的)谤密学者皆内实与猪同”,岂不也就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妨害了吗?
说到比较,就应该首先对单独的文化个体彻底了达,并且慎重考虑彼此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可是,那些热衷于宗教比较的学者、专家,又有几个真正触及了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灵魂并能不失真地表述出来呢?有几个具有起码的戒、定、慧功德,断除了少分烦恼障、所知障,真切体验到了佛法的殊胜加持呢?有几个懂得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有漏法和无漏法不属同一层面,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呢?就这种粗糙、无聊的比较,居然也好意思叫做科学,简直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
最新科学进展给醉心于现代迷信的印顺当头一棒。2006年8月24日(当地时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第26届大会上,250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天文学代表对四个关于确定太阳系行星身份的草案进行投票表决后决定,剥夺冥王星的“行星”地位,将其划为“矮行星”。这意味着,太阳系将只有八个行星。由此,印顺法师天才的联想和比对——“为什么东方净土,只有八位菩萨,不是七位,也不是九位呢?这应该是取法于天界的。原来以太阳系为中心的行星有九: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我国所说的五星,也离不了这些。现在,对此世界而说东方净土,所以除地球不论,还有八大行星于天界运行。换言之,除日月外,遂有八大明星,与我们这个世界关系极为密切。依此,所以除二大菩萨,还有八大菩萨护持东方净土,‘八大菩萨乘空而来’是怎样明白的说破这一点。”,立即显得操之过急。同时我们看到,拽着实执分别念和发散性科学后襟一路狂奔,是多么累人!
冥王星当初被列入“九大行星”,实际就缘于一场误会。1930年冥王星被发现的时候,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它的大小,以为它比地球还大。但随着对太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天文学家发现,冥王星不但体积、质量过小,轨道存在问题(与海王星的轨道相交),而且在原则上更应该属于柯伊伯环带天体。太阳系外围(海王星轨道以外)的柯伊伯带是小行星和彗星密集之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文学家在柯伊伯带发现了许多围绕太阳运行的大型天体。比如,美国天文学家布朗于2003年发现的“齐娜Xena”(编号为“2003UB313”),就是一个直径和质量都超过冥王星的天体(2005年确认这一点),更有资格称为行星。2004年初,美国科学家在距地球129亿公里外,又发现了一颗红色小行星“塞德娜”,当时的发现者就认为它是太阳系的第十大行星。这些发现使传统的行星概念遭遇巨大挑战,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正式定义。根据IAU第26届大会通过的决议,太阳系“行星”必须符合下述三个条件:该天体要绕着太阳公转;有足够大的质量,能够依靠自身的重力作用,通过流体静力学平衡,使自身形状达到近似球形;该天体在公转区域中起着支配性作用,不受轨道上相邻天体的干扰。在太阳系中,只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共八个行星满足这些要求。
冥王星被剥夺行星地位后,为了配合其矮行星身份,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Minor Planet Center)迅速给这颗原太阳系第九行星分配了一个新的小行星序列号:134340。目前小行星中心已经确定的太阳系小行星共有136563颗,其中2224颗是根据最新标准刚刚加入的,冥王星、“齐娜(Xena)”皆在其中。因此,即便有人对冥王星降级持反对意见,也不会为印顺有关八大菩萨的“科学考证”带来好消息,因为不管怎样,“九大行星”之说都显然是不准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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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天文学家就曾对谷神星、智神星、婚神星、灶神星等30多颗“行星”作了降级处理,将其划归“小行星”(asteroid)范围。“小行星”、“矮行星”,实际并不是真正的行星,故此,为了避免误会,中国天文学会下属的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其中文名改为“游星”或“矮星”。
行星(planet)一词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其原意为“流浪者”、“漫游者”。古代中国人将肉眼可见的五颗明亮行星,称作金、木、水、火、土五星,而西方人则把它们当成巡游天际的诸神,分别用美神维纳斯(Venus)、主神朱庇特(Jupiter,或宙斯)、信使墨丘利(Mercury)、战神玛尔斯(Mars)和农神萨杜恩(Saturn)来称呼它们。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天文学家又发现了三颗行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名字仍然来自希腊罗马神话。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名字,想必早为学识渊博的印顺法师所熟知,并且点燃了他灵感的火花。——既然八大行星可以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八位天神一一对应,那为何就不可以和(纯属虚构的)大乘佛教的八大菩萨挂上钩呢?机械类比的凡夫思维定势一旦发动起来,就很难刹住车了。
从这项天才的“科学考证”中,人们可以十分清楚而吃惊地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印顺眼中,大乘佛教的确和古希腊罗马神话没多大区别,纯属荒诞不稽的艺术性虚构!为了给欲加之罪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倔强的印顺法师可真是什么都豁出去了!难怪这么多人赞颂他“精于考证”、“思维缜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生理性冲动,当然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不知道会不会有类似的“科学新动向”继续跳出来刺激学术研究者们的神经,但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印顺法师天真烂漫的“考证”,与其说是科学研究,倒不如称之为儿童文学创作更加贴切!而众所周知,儿童文艺并不是打倒一个伟大的传统精神体系的有效武器。
为了帮助人们从儿童文艺中尽快回过神来,我们愿意再引述一个相关的天文学史实。
一百多年前,天文学家通过长期观测发现天王星的绕日公转轨道有问题,于是怀疑有一颗未知天体对它施加影响。英国人亚当斯和法国人勒维列根据牛顿引力理论,计算出了这个天体的轨道和位置。据此,德国天文学家彭加勒架起望远镜往天上一看,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海王星。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被视为科学精神的一大胜利。有人评述道:想想这事多么奇妙啊!——仅仅依靠几张纸、一支笔,经过一番演算之后就可以胸有成竹地对天文台长说:先生,请在晚上几点钟将您的望远镜对准天空的某个位置,您将看见一个前所未见的天体沿着什么样的轨道在运动!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科学更能带给我们如此神奇的力量和信心吗?!
故事尚未结束。后来,人们发现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的运转也不正常,它每绕着太阳公转一周,就要往里靠近一点。精确的观测数据表明,每100年水星向太阳靠近5600秒。由于在运动中和其他行星的关系,其中有5557秒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而余下的43秒,就怎么也讲不通了。这就是天文学上著名的“水星近日点近动”悬案,它曾和黑体辐射一道,被视作笼罩经典物理学的两片乌云。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片乌云已分别由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驱散,但当时,机械类比的惯性思维模式却驱使很多人猜测:会不会像天王星那样,水星的异常运转也是由它旁边的某颗未知行星在作怪呢?这种建立在既有胜利基础上的“科学预言”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那颗很有必要真实存在的天体的名字都取好了,叫“火神星”。但岁月流逝,可爱的火神星却一直没有露面。于是,热切的呼唤变成了漫长的等待,直到一位乱头发的犹太科学家站出来叫停。爱因斯坦在写给好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说:“……方程给出了水星近日点运动的正确数字,你可以想像我有多高兴!有好几天,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他的计算结果表明,实际并不是水星走错了路,而是牛顿力学理论自身不够精确,相对于只有时空弯曲而没有引力的广义相对论来说,它只是一种近似而已。所以毫无疑问,火神星是个错误。
我们顺带举出这件天文学旧事,是想说明:机械类比的惯性思维模式本身存在重大缺陷,虽然在有限范围内它有可能取得一些胜利,使人盲目乐观,但在发生质变的关头,一切问题都会暴露无遗。如果将类比、比较的方法无限扩大化,很可能犯下可笑的错误甚至难以饶恕的罪行!
作为一个对大乘实相妙义一窍不通的“天文爱好者”,印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结论只可能是:他不仅对佛法真义茫然不知,而且也不具备真正的科学头脑!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想赶时髦却最终遭到历史遗弃的无智小人。对传统圣教丧心病狂的批判和陷害强烈表明,印顺长了一个大脑、披了一件僧衣,完全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
要肃清反传统的思想流毒,我们的眼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两个具体的错误上,而必须深入揭破这些错误所映射出的病态思维模式和严重人格缺陷。同时,还应当注意从宏观上掌控战略全局,狠挖其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态的根子,以收高屋建瓴之效。
端掉其老底之后,再来审视印顺庸俗、病态的联想和类比,会倍感恶心和可笑:
“依经论说:八大地狱,在此地层底下;地球中心,确是充满烈火的。如有时火山裂口,就会喷出火来。佛经与基督教的旧约,都有大地裂开,陷身地狱的记载,所以八热地狱,决在地下──地球中心无疑。”(《成佛之道》)
“‘八寒地狱’:或说从八大地狱──地球中心横去到外边;或说在铁围山的那边。铁围山,为这一世界──地球的边缘,据说是日月所不易照到,寒冷无比。所以推断寒地狱在南北极,大概是不会错的。”(同上)
“‘孤独’地狱:这可说是人间地狱,或在深山,或在海岛,或在旷野,或在深林,到处都有。这不是众多和集一处,而是少数,或一或二的众生,由于个别的业力,感到这地狱一般的苦报,所以叫孤独。最近报载:台湾某处,有一父亲虐待他的生女,关闭在无空气无阳光的暗室中,食不能饱,衣不蔽寒,整整的十五年,还是小孩的样子(发育不良)。不但面无血色,皮肤浮肿,简直不像人样。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在这光天化日,繁荣闹热的所在,会有身受这样苦报的人存在!这该是近于孤独地狱的了。”(同上)
“在生死轮回的六趣──六道中,鬼与地狱,是六趣中不同的二趣。鬼与地狱,可说是古代极一般的信仰;在佛法传来以前,我国也早有了鬼与近似地狱的信仰。佛法传来,在重信仰的民间佛教中,鬼与地狱有了混合的倾向。特别是盛唐以后,佛教偏重实行,法义的理解衰落,传出了国人自己编写的经典,鬼与地狱被混合为一,成为民间的信仰。
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如魑,魅,魍,魉,魃,魈等,或是山精、木怪,或是灾旱、疫疠的厉鬼;有关天象的,称为神。……这样,才有‘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的信仰。鬼,起初似乎还有些自由……不过人类的命运,越来越悲惨,终于为鬼而住在地狱中了。”(《华雨集》第四册“鬼与地狱”)
“人如已经死了,是不可能复活的。但我国民间及佛教界的传说中,有的说:某人死后,去了地狱,见到阎王。原来阳寿未终,所以被饬回而活了转来。有的说:某人死后,魂游地狱,活转来说得绘影绘声。这类传说不少,有些不一定是造谣,但都是错误的。这是在病到某种情况,如呼吸停止等,一般以为是死了,这才有死了活转来的传说。病人在信仰或社会传说影响下,有怕堕地狱的意识,所以从昏迷醒来,可能有去了地狱一趟的感觉。其实这并不是死,还在‘病’的阶段,所以死了活转来(而言见到地狱)的传说,是错误的,不合佛法的。(狡诈的印顺,就是这样从顺世外道的立场出发,潜移默化地毁坏人们的六道轮回等基本正见。难道说,历代大成就者们的神通现量,也都是病态的幻觉吗?此外,对于舍利、肉身不坏等等神异的成就瑞相,印顺也竭力加以庸俗化,否认不信。故此,说他是披着佛教外衣的毁法坏教者,可谓实至而名归!——引者注)”(同上)
“龙树入龙宫取经的传说,在印度是极为普遍的。最初传来中国的,是鸠摩罗什的《龙树菩萨传》……龙树入龙宫取经的传说,有的解说为:这是表示深入自心,本着自证而集出大乘经的。有的解说为:龙王,是印度民族中龙族的国王。《华严》等大乘经,从此族的王庭得来。有的解说为:南天竺铁塔或龙宫取经,正如敦煌石室的发见古代经典一样,不过传说得神奇而已。有的解说为:龙宫、夜叉宫与天宫,一向传说为有大乘经。龙树的龙宫得经,也只是这种传说的一则。这些解说,都可以有一分意义,但第三说是更为可能的。”(《佛教史地考论》“龙树龙宫取经考”)
“龙树入龙宫取经,传说极为普遍。龙树在龙宫中,读到更多的大乘经,‘得诸经一相’,‘一相’或作‘一箱’。(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印顺干脆直接说成:“所以大乘教徒有了新的解说……又说:龙树入龙宫,‘得诸经一箱’。”——引者注)所得的经典,传说与《华严经》有关。我曾有《龙树龙宫取经考》,论证为:龙树取经处,在乌荼,今奥里萨地方。这里,在大海边,传说是婆楼那龙王往来的地方。这里有神奇的塔,传说是龙树从龙宫得来的。这里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的故乡,有古塔庙。所以龙树于龙宫得经,应有事实的成分,极可能是从龙王的祠庙中得来的。后来龙叫七次入海的传说,也只是这一传说的夸张。乌荼,在(东)南印度,当时属于安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龙树在南印度弘法,受到娑多婆诃王朝某王的护持,汉译有《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共有三种译本),名为《亲友书》,就是寄给娑多婆诃国王的。”(《空之探究》)
借学术研究之“东风”,印顺简直把我们的大小乘佛教“考证”得面目全非!
从“大乘非佛说”的预设前提出发,非但西方极乐世界、东方药师净土等被全盘推翻,作为中国大乘佛教灵魂的五大菩萨,也被他处心积虑地全部咬定为艺术性虚构,以从根本上瓦解人们的佛教信仰。伪科学的皮面包装,加上高超的心理暗示、精巧的氛围营造,使他的荒谬言论欺骗了好几代中国佛教徒:
“在初期的佛教中,并无文殊与普贤的传说;这也不是印度教固有的大神。文殊与普贤菩萨的出现,真是值得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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