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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经籍

  大明高僧传
  《大明高僧传》,简称《明高僧传》,八卷(清藏作六卷),明代释如惺撰。
如惺号幻为,为天台宗真清的弟子,复从千松得禅师习禅宗,曾住天台山慈云寺及
嘉兴楞严寺,除本传外,还有《得遇龙华修证忏仪》四卷,今存(见袁黄撰《象先
禅师塔铭》及管志道撰《龙华忏仪序》)。
  此传作者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自序中谈到前代高僧传止于宋初,以后
无人续编。同年,又将在庚子岁(1600)校刊的《金汤编》加以补辑。作者在涉猎
史志文集中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随喜录出,从南宋到明末共得若干人,题名《大
明高僧传》,以备后来修史者的采摭。书名“大明”乃指编撰的时代而言,不是指
的内容范围。他本拟上继《宋高僧传》,但《宋高僧传》止于北宋初,此传则始于
北宋末,中间相隔一百数十年,仍有一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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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传只有《译经》、《解义》、《习禅》三科。《译经》科中著录的仅元代沙
啰巴一人,《解义》科中著录的自南宋迄明万历间四十四人,《习禅》科著录的自
北宋末迄元仁宗间六十七人,共正传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见六十八人。其中普交卒
于宣和六年(1124),则是北宋人,序中所言始于南宋,当是作者的忽略。又《习
禅》科没有著录明代僧人,也无梁、唐、宋僧传的后面七科,可见是尚未完成的著
作。传中著录的僧人,大都居南方,居北方者仅数人,金僧仅教亨(卷五)、海慧
(卷七)二人。
  此传根据的史料,作者没有指明。但可以考知的,如必才、允若(卷一)、弘
济(卷二)、士璋、大同、慧日(卷三)诸传,是据宋濂撰的《大用才公行业碑》、
《若公塔铭》、《天岸济公塔铭》、《璋公圆塚碑铭》、《别峰同公塔铭》、《东
溟日公碑铭》(均见《宋学士文集》卷五、五十二、五十七、五十八、六十)等而
成。真清的传(卷四)是据袁黄撰的《象先禅师塔铭》(见《天台山方外志》卷二
十四)而成。《道震传》是参考晓莹的《罗湖野录》卷上而成。全书《习禅》科绝
大部分是据《五灯会元》删节成篇,因而语录的气氛很浓厚。又教亨(卷五)、崇
岳、道悟(卷八)等传皆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沙啰巴(卷一)、文才、英
辩、德谦、达益巴、妙文、了性、宝严(卷二)等传皆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二写成。至《沙啰巴传》中所说:“今于《元史》仅得此人”,史字当是世字之误,
因《元史》中不载沙啰巴,而在《元史·释老传》卷二百零二中则有必兰纳识里的
传,必兰纳识里曾译经六部,不为本传所载,足证作者没有利用《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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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传体裁与以前的梁、唐,宋三部僧传同,而每科之后无“论”,当是因为全
书尚未完成之故。有的传后有“系曰”,则是仿自《宋高僧传》。在“系曰”中,
透露出作者一部分观点。《祖觉传》(卷六)“系曰”:“古为人师者……,未尝
轻许而贼夫人子;今人才见灵利后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顿焉称赏。”《弥
光传》(卷六)“系曰”:“世之灵利汉,靡不坐晦庵(弥光)膏肓之疾……曾未
服医父起死回生之剂,且急欲为人指迷,不亦谬乎?”《蕴能传》(卷七)“系
曰”:“世之师徒宾主相见,能具此(大沩瑃禅师和蕴能)风采作略,庶两无遗
憾”。明代末叶,禅宗极盛而混杂,师徒之间,问答之际,颇多狂禅滥调,自谓解
人。作者此论,当是针对时弊而发。《法忠传》(见卷五)和《自回传》(见卷六)
的“系曰”都指出习教者固执门庭,歧视禅家,不知禅宗自有悟处,则是调和禅与
教的论调。各宗融和,正是时代要求的反映。
  此传在编纂方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一些篇传所载事迹较略,如性澄、
蒙润(卷一)、本无(卷二)、祖儞、如玘、绍宗(卷三)在《续佛祖统纪》中都
有传;又了然、若讷(卷一)在《释门正统》(卷七)中有传;善悟、士珪(卷五)
在《僧宝正续传》(卷四、卷六)中也有传,所记事迹和卒年等,都较此传为详,
可以参阅。另外,在个别地方也时有错误:一、祖觉在卷一有传,卷六中又重出,
而卷六的传系据《五灯会元》,较卷一的传为详,未将二传合并,误作二人,分入
二科,实嫌疏忽。二、沙啰巴姓积宁氏(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允若俗
姓相里(见《宋学士文集》卷五),乃认积宁、相里为地名、误作籍贯。三、又
《文才传》谓元成宗署才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祐国住持事”。按《佛祖历
代通载》卷二十二,洛阳白马寺是佛教创始的庙宇,故称“释源”。其宗主殁,诏
以师继之。作者删节不当,乃致原意晦碍难明。四、此外,《宗杲传》作绍兴三十
一年(1161)卒,应据《大慧年谱》作隆兴元年(1163)卒;《道冲传》作理宗三
年(原书年号不明)卒,应依赵若琚撰的《径山痴绝禅师行状》(见《痴绝道冲禅
师语录》卷下)作淳祐十年(1250)卒为确。五、建文帝出家号应能事,为千古疑
案,传说纷纭,殊不足据。作者谓《应能传》“于僧传是不可阙”,实则阑入不可
靠的记载,有欠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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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
理,不免存在缺点,尤其不是全豹,不能算作代表某一时期的综合传记,也无法满
足后世的要求。虽然如此,但是在本书中还保存了一部分为它书所无的传记,而且
纂集三个朝代部分僧传在一起,对佛教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过去这类
传记缺乏的年代里,将它作为前三部高僧传的继续,实际它是很难和前三部具有代
表意义的僧传相并提的。




 比丘尼传
  《比丘尼传》,略称《尼传》,四卷,有序。中国梁代宝唱撰,是晋、宋、齐、
梁四朝著名的比丘尼六十五人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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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唱约生於刘宋泰始元年(465)前后,吴郡人,十八岁从建初寺僧祐出家,住
庄严寺,遍学经律。天监四年(505)住新安寺,先后帮助僧旻编撰《众经要抄》,
助智藏编撰《义林》,助僧朗编撰《大般涅槃经注》,又助萧纲编撰《法宝联璧》
等,并自撰《续法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天监十一年(512),参
与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等十一部经。十三年(514)开始自撰《名僧传》
三十一卷,十五年(516)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原录僧绍所撰),以博
学多识见称,梁武帝因此令他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广搜遗逸经籍。同年,宝唱又撰
《经律异相》五十五卷和本传四卷(《开元释教录》卷六)。此外又撰有《众经饭
供圣僧法》等五种十七卷及《出要律仪》二十卷。今仅本传和《经律异相》尚存,
其余都佚失了。
  宝唱所撰的《比丘尼传》和《名僧传》(现仅存日僧宗性从《名僧传》中抄出
的《名僧传抄》一卷)的取材和起迄颇多相同之点。《名僧传》取材至梁天监十八
年止,《比丘尼传》取材至天监十五年止,完成时间相近。《名僧传》详吴越,略
魏燕,《比丘尼传》主要叙述南朝人物。《名僧传》偏重有名的大师,而不甚注意
网罗隐逸(见慧皎《高僧传序》),《比丘尼传》也同样偏重在当时南朝的首都和
各大城市为帝王贵族所供养的比丘尼。《名僧传》的资料,据《续高僧传》中宝唱
自序说,是在帮助僧祐著述的时候搜集来的。《比丘尼传》的写成,或许也有同样
情形。至於《比丘尼传》的撰录,不见於宝唱本传,而最初见於《开元释教录》,
其他较早的经录都没有记载。但据它与《名僧传》有上述相同之点,可以相信它同
是出自宝唱之手。现存《比丘尼传》丽藏本与宋、元、明藏本文字颇多出入,有两
种异本流行,似是本书曾经他人改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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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四卷所收人物:卷一东晋一十三人,卷二刘宋二十三人,卷三南齐一十五
人,卷四梁一十四人,以上本传六十五人外,还附见五十一人。
  本书没有象《名僧传》那样分作多科,但也具备《名僧传》那些科目类型的人
物。
  有如道馨、道仪善《小品》,道仪、净曜能讲《维摩》,智胜、净行、妙祎、
惠晖通《涅槃》,妙祎讲《法华》、《十地》,净行学《成实》、《毗昙》、《华
严》,昙晖解佛性常住义等。又如净检、慧果、僧果、僧敬、德乐等始受尼戒,道
仪究律藏,净秀、僧述、妙祎、法宣学十诵,都可列入法师之类。
  如光静、僧果、静称、法辩、僧蓋、法全、慧绪、净秀、昙晖、僧述、可列入
禅师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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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净检、道容、静称、冯尼等有一些异闻,可列入神力之类。
  如善妙、道综、惠曜、昙简、净珪、昙勇、冯尼等事迹,可列入遗身之类。
  如智贤、道仪、慧玉、道寿、玄藻、普照、僧念、惠晖俱诵《法华》,慧玉诵
《楞严》,慧本诵《大品》,僧端、冯尼、惠晖诵《涅槃》,道贵诵《胜曼》及
《无量寿经》,可列入经师之类。
  如安令首、慧琼、慧濬、僧猛、净秀、昙晖的建寺,道瑗、慧木、智胜、僧述、
法宣的造像写经,可列入造经像苦节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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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比丘尼戒由斯里兰卡传入中国,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东晋净检从智山
受十戒,为中国有沙弥尼之始。当时《僧祇尼羯摩》及《戒本》已初步译出,净检
等四人又从昙摩羯多受具足戒,为中国比丘尼从大僧受具足戒之始,原先中国尼众
受戒但从大僧受。据本书僧果传等说:元嘉六年(429),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
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欲如大爱道之缘(大爱
道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尚)重请受戒,于是别请难提更请师子国尼来满十数。
嗣后,元嘉十年(433),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这时先至诸尼,已通
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尼戒者三百余人。此为中国比丘尼二部僧
受戒之始(《出三藏记集》卷十《后出杂心序》,说僧伽跋摩於元嘉十一年至建业,
同书卷十四《僧伽跋摩传》,说即于其年九月前为僧尼数百人传戒,本书《宝贤传》
及《德乐传》,也说传戒是元嘉十一年,只是《慧果传》说元嘉九年受戒,十年去
世,后者年代有误)。
  本书所载这些比丘尼,多出身于士大夫的家庭,出家后多出入宫庭,为帝王后
妃所供养,因此,也出现了比丘尼有弄权乱法的事。如晋支妙音为殷仲堪谋荆州刺
史,宋法净参与孔熙先的政变事件,也见于本书记载。此外,诸王贵族供养诸比丘
尼,世族名士礼敬诸比丘尼的事迹,反映了佛教在南朝士大夫阶级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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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也反映了一些南朝的佛教制度。如宋宝贤为都邑僧正,月受俸钱一万;法
净为京邑都维那,以及晋智贤遇杜霸沙简,齐慧绪遇沈攸之沙简等事。
  本书记录了当时尼众人才辈出和受到崇敬,也记载了当时妇女受到封建婚姻制
度的压迫而出家的事情。如令首、僧基、僧端、昙晖、法宣等尤为突出。
  统计本书所载诸比丘尼的寺庙,多在南朝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其中有三十七人
都住在建康(南京--东晋、宋、齐、梁四代的首都),有十三人散布在建康不远的
各大城市,有五人在洛阳(西晋的首都),有三人在江陵(后为梁元帝首都)。还
有少数人分布到很远的地区,东北至渤海,东南至钱塘,南至广州,西北至高昌。
这些比丘尼的乡贯,多属于江南或原系北人,侨寓南方。所以就本书所涉及的地域
来说,主要是中国南部。本书叙事,起晋愍帝建兴(313~316)至梁天监十五年
(516),历四朝二百年,正是中国佛教兴起的时期。当时西土僧人络绎东来,中国
佛教中也名僧辈出,晋朝南渡以后,江南文化相当繁荣,比丘尼在当时出现了这些
人物,是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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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传
  《居士传》,五十六卷,清代彭际清编,收集从后汉到清康熙间在家奉佛的人
士(限于男性)三百一十二人的传记,编成列传体裁的专传或合传五十五篇,乃是
记载历代居士事迹比较完备的一部书。此书的编辑,是因为过去专载佛门人文事迹
的书,象《弘明集》、《广弘明集》、《佛法金汤》、《金汤征文录》、《法喜志》
等,以及兼带记载居士事迹的书,象《佛祖统纪》、《佛祖通载》、《传灯录》、
《续传灯录》、《五灯会元》、《东林传》、《往生传》等所录各人言行,编者认
为不是失之太繁,便是失之太略,总觉得不恰当。还有象《居士分灯录》、《先觉
宗乘》、《居士禅灯录》等书,只是宣扬禅宗,对于其他法门也不齐全。所以编者
节取了上说各书内容的若干部分,另外又引用了史、传、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
家杂说,编成列传,详述各人学道的经历,不局限于一家之言,一宗一派的范围
(见本书发凡)。
  本书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开始编撰,至四十年(1775)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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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编例的特点,表现于三方面:一、关于人物,编者认为宗门中冒滥的很多,
象夏竦、吕惠卿、章惇这些人原不足道,就是白居易、苏轼对于佛教也是别有所长,
而和宗门无关。并指出各书所载一些禅机因缘,并无可取。至于韩愈、李翱、周敦
颐、欧阳修等,明明都是护儒辟佛的,不能拿偶然随喜佛法的一件事就来牵强附会,
替佛教装门面,所以采择从严。二、关于言论,编者认为护法的文章,要从“真知
灼见”自然流露出来的才可取,无贵乎词藻华丽。所以象王巾的《头陀寺碑》、王
勃的《释迦成道记》、柳宗元的诸沙门碑铭,只有文章而没有行解相应的都从割爱。
三、关于行事,编者从儒家伦理的观点,认为学佛的基础在五戒,五戒就是儒家五
常的体现,不能实行五常,就谈不到五戒。认为南北朝中的不明忠义的人,如魏收、
范晔、沈约、江总等,不应视为佛教居士,所以一概削除(见本书发凡)。
  本书内容,卷首是汪缙写的序文,尾卷(卷五十六)载罗有高写的《知归子
传》,即是编者本人的传,汪和罗是协助编者编集本传的人。本文五十五卷,每卷
收列传一篇,传末均系有编者的赞,有些还附有汪缙、罗有高的按语。列传从后汉
的牟融、安玄等开始,迄于清康熙时的周梦颜,共三百一十二人。其先后编次大致
依时代顺序,但也有以人物的性质相同,汇为合传,以致在时代上不能和前后各传
相连贯。其内容大概,卷一、卷二,十二人,时代为后汉、三国、两晋。卷三至卷
十一,四十六人,时代为两晋、南北朝、隋、唐。卷十二,十二人,时代为南北朝、
唐、宋、明。卷十三至卷十九,二十六人,时代为唐。卷二十至卷三十四,八十三
人,时代为宋、元。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十人,时代为金、元。卷三十七至卷五
十二,一百一十三人,时代为明。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五,十人,时代为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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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因对以上人物评价的差别,列传体裁分为三类,即专传、合传及附传。计
列于专传的十七人,列于合传的二百一十九人,列于附传的七十六人。
  专传是专就一人作列传一篇。编者认为“庞居士(蕴)之于宗,李长者(通玄)
之于教,刘遗民(程文)之于净土”,造诣很深,所以各撰专传,用以表示尊崇。
此外立专传的有:南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傅大士(傅翕),梁昭明太子(肖
统)、李纲、赵贞吉、张九成、王日休、袁黄等。
  合传是合两人以上为一传。一篇合传内大都是行事性质相类似,而无专传必要
的人。合传略有六类:一、传一的牟融、安玄等宏法扶戒、导信化疑,同为佛教初
传中国时的启蒙人物。二、传三的张野、王乔之等同为庐山白莲社中的著名居士;
传二十四的钟离瑾等都持名念佛勤修净土。三、传十八的王敬初等同沐曹溪之风,
究心禅道;传二十的杨大亿和李遵勗同得临济的机用,不舍尘劳,顿明心性;四、
传十三的梁肃受教于湛然,裴休得法于宗密,都是能各宏其教的士大夫(以上三类
是净土、宗、教三类人物)。五、传十二的江[红-工+丕]等都能以佛法来行孝道;
传三十的宗泽和张浚都于佛法有得,能抗拒异族的侵凌。六、传十九的王维、柳宗
元、白居易,传二十六的苏轼、黄庭坚、晁补之,都是游心於佛海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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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传是附叙于他人传中,这些大概是有师友、父子、兄弟等关系,连类而叙及
的。例如支谶和支亮附于支恭明传中,戴逵附于谢敷传中,李端愿附在李遵勗传中,
赵蒙吉附于赵贞吉传中等。
  本书乃采辑各种史料而成,对于原文大都有些删改,在各传文篇末或一段后都
注明资料出处,便于复勘原书。至于史料有讹误处,常有校正。例如:一、卷一
《阙公则传》后附注出于《大唐内典录》、《念佛宝王三昧论》,并指出他书误引
公则为东林社中人,今据二书改正。二、卷四《刘谦之传》后注,指出澄观《疏钞》
以谦之为北齐人,又谓感第三王子焚身供养文殊事因而发心,但按北齐无太和年号,
且魏齐诸王子在史书列传里,也无焚身之事,今据《内典录》削去。三、卷十二
《李观传》后注,指出此处李观和《唐书》所载字元宾者先后相悬,而《法喜志》、
《金汤录》错为一人。四、卷十三裴休传后注,指出《清凉通传》载河东节度使李
诜使五台还,裴休和他论佛法,其言甚辩。但诜使五台是贞元十一年事,其时裴休
年才数岁,何由与诜问答?明明是后人附会,所以削去。这些都足见编者对于资料
的处理审慎和核实。
  编者虽专信净土,但本书则遍载教、禅、净三方面的人物。从本书可以见到各
时代居士信仰的趋向以及前后的变化,所以它在佛教史上是有参考价值的。又本书
只载男性人物,其在家女子著名的信佛者的传记,编者另撰有《善女人传》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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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游天竺记传
  《历游天竺记传》,一称《法显传》,或称《佛国记》,一卷,晋法显于晋安
帝义熙十二年(416)撰。法显,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坵县)人,出家受戒后,
常慨叹当时传译的律本不全,决心前往印度寻求。他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和同
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长安出发,次年秋间出敦煌,经历西域到达印度诸国,
又泛海前往师子国,于各处写得经律论十部,途经南海而归,于义熙八年(412)秋
间还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境)。次年到了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
市)。义熙十年(414),他追忆西行经过,把在各国的见闻记述下来。又隔了两年,
有人请他冬斋,重新问起游历情况,劝他将前记加以补充,他便详细改写,成为本
书。
  本书内容是撰者于公元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前后十三年又四个月间、陆
海旅程的记录,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国西行的往程,去印度和锡兰的巡礼佛迹和求法,
道经南海返国的归程这三大章段。第一大段,叙述自隆安三年到五年(399~401)
从长安动身,出敦煌,经历西域鄯善、[做-故+乌]夷等六国达葱岭。第二大段,叙
述自隆安六年到义熙七年(402~411)度葱岭入印度,游历西、北印陀历等十国,
中印度摩头罗等十三国(内罽饶夷、迦维罗卫、拘夷那竭三城作三国计算,所述南
印达嚫国情况系得之传闻,不计入),东印多摩梨帝国,共经历二十三国,从此泛
海南下,到印度以外的师子国。第三大段,叙述自义熙七年冬到八年秋间海行的归
程,即从师子国搭大商船东行,中途遇大风,漂流到南海耶婆提,另搭船拟赴广州,
又遇暴风雨,漂到东海,终于航抵青州牢山南岸,最后附记从青州转赴建康,并叙
述经历。卷末更附有迎法显冬斋的人劝他作传的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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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中国古代高僧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锡兰诸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虽
以有关佛教的记事为主,但于所经各国的里程方位,山川形势,民情风俗,以及当
时印度笈多王朝时的社会情况等,都附带述及,保留了许多宝贵的古代史地的资料
(由于法显严格守成,虽在旅途,也实行安居,所以他行程的年月,都明确可考。
其记述各地里程,在到毗荼以前,都以所经日数计算,其后乃改用由延计算,也提
供了各地间距离远近以及与行旅险易情况等有关的资料)。其记载佛教事项,主要
是当时西域、印度和锡兰诸国佛教的传播和残存的佛教史迹。在西域方面,首先说
到诸国原来语言虽不尽同,而僧人一致学习印度语文,其间鄯善、[做-故+乌]夷各
有僧四千余,竭叉有僧千余,都奉小乘教,于阗和子合都盛行大乘佛教。其在印度,
则陀历、乌长、罽饶夷、跋那等国都奉行小乘教,罗夷、毗荼、摩竭提等国都大小
兼学,毗荼僧众多至万数,摩竭提则教化普及民间。东印多摩梨帝国有二十四伽蓝,
佛教亦盛。当时印度,除拘萨罗、迦维罗卫、蓝莫拘夷那竭诸国教势已趋衰落外,
其他诸国大都保持盛况。至于印度以外的师子国佛教尤盛,僧众多至六万。关于佛
教史迹,本书记载了佛陀降生(在迦维罗卫)、成道(在伽耶)、初转法轮(在波
罗[榜-旁+柰])、论议降伏外道(在舍卫)、为母说法(在僧伽施)、为弟子说法
(在王舍)、预告涅槃(在毗舍离)、入灭(在拘夷那竭)的八大名迹以及其他遗
迹。

        又记载了佛石室留影(在那竭)、栴檀像(在舍卫)、发爪塔(在那竭)等,
以及佛顶骨、佛齿和佛遗物缽、杖、僧伽梨等的保存处所和守护供养的仪式。又记
佛的大弟子阿难分身塔、舍利弗本生村(那罗聚落),阿阇世、阿育、罽腻迦诸王
所造塔,阿育王铭记及泥梨城石柱铭记(都在巴  连弗),过去三佛遗迹诸塔(在
沙祇、瞻波等处),菩萨割肉(在宿多)、施眼(在犍陀卫)截头、饲虎(都在竺
刹罗)的四大塔,祇洹、竹林鹿野苑、瞿尸罗诸精舍遗趾,五百结集石室(在王
舍),七百僧检校律藏纪念塔(在毗舍离),以及各地的著名伽蓝、胜迹,都备载
无遣。此外,如记述中印度僧众住处随宗供养诸圣弟子的风气,诸国王供养僧众行
食的仪式,于阗、摩竭提的行像节目,竭叉国王作五年大会(般遮越师),师子国
出佛齿及其国王为入灭罗汉举行阇维葬仪等法会的盛况,乃至舍卫城调达徒众的供
养过去三佛、不供释迦文佛等,都系他当时亲见的实录。本书还记载北印陀历国有
阿罗汉协助巧匠雕造的长达八丈的弥勒木像,当地故老传说,立此像后,便有印度
沙门带着经律渡过新头河去传教(《西域记》乌仗那国条,说此像系阿育王时派遣
到北方传教的末田底迦阿罗汉所造),认为这是与佛教最初东传有关的重要史迹。
又载师子国出佛齿的仪式,提到佛入灭以来已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法显到达师子
国时当晋义熙六年(410),依此逆推,佛的诞生应在公元前一千余年,这是和一般
所传的佛灭年代相差很大的一说,可作为佛传资料之一项异闻。又本书记经历北印
见闻处,并未见提到无著、世亲两论师的事迹;记中摩竭提国瞻礼舍利弗本生村那
罗聚落处,也未提到佛教著名学府那烂陀寺;可见无著、世亲的出世和那烂陀寺的
建立,都在这时期以后,这也是印度佛学发展史阶段划分上一个很重要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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